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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唯辛与他的肖像作品：王容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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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鼓励给他献上“红卫兵”袖章的中学生红卫兵宋彬彬“要武嘛！”——“圣旨到——”北京出现文革抓人、打死人的高峰，全国真的全面“要武”——武斗一发而不可收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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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将永远铭记· |
王容芬印象——文革初始第一位公然以死反对文革的女大学生 |
| 编辑综述：应学俊 信息源：互联网(详细文献见左侧链接和文末) 本站编辑转发 （本页浏览:人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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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着背铐，几个月的月经没法料理，全流在身上身下；人家扔过来一个窝窝头，就在地上滚着吃；蚊子也咬、臭虫也咬，痒得受不了了，只能象牲口一样在砖上蹭蹭。后来狱医来验伤，说这人活不了多久了，这条命你们看着办吧……他们就给摘了。搞不下来，锁已经锈住，拿锯据开的；铐往下撕的时候连着皮肉，扔到炉子上，我还听见油灸在热铁板上吱吱啦啦的声音。你看我这只手现在还抬不起来，那时候已经不是自己的了，根本拿不过来，一个月都过不来。
戴背铐的时候，我有一本《共产党宣言》，用舌头舔开，用脸压平，再用下巴按按，一页一页翻着看。那是一九七五年底、一九七六年初，就象现在这样的深秋。除了《宣言》，我在狱里还读过《毛选》四卷。《新民主主义论》、《实践论》、《矛盾论》，完全倒背如流……
我当时学《毛选》也极有心得。比如这段：“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功文明史……”有问题吗？谁胜利了？谁消灭了？说清楚！确实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不过是农民和地主一同取代了奴隶和奴隶主，工人同资本家又一同取代了他们——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取代了落后的。奴隶打倒奴隶主，农民打倒地主，工人打倒资本家，这算什么？！
那时读《资本论》第一卷，就在心里算帐：怎么分配才合理，还列出了公式——资金怎么周转，固定资本怎么折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发明人各应拿多少……没有纸笔，公式就列在脑子里。到山西以后有了土炕,里边抹着白灰,就一点点抠下来在地下划，当然铐起来以后就不行了。
我读《资本论》甚至还替中国人民银行重新设计了钞票：减掉一角，表明上了税；或者印上“通货膨胀百分之十”，只要拿货币交换商品，自然就纳了税，这样商品税、房地产税都可以免了……满脑子不断闪出这些火花，简直有一种超脱、升华的感觉。我觉得上学还不如坐牢。现在在所里有时候开会开烦了，就想，砸块玻璃，偷点东西，还是回去吧，不用做饭、抹桌椅，真正的思想自由，钻进去就进到了另一个世界，脚镣手铐也不觉得疼了。
我愿探索到底。一九七六年，终审判决无期，我就放心了。想着：如果哪天杀头，我一定以交待思想为名要笔纸，把它全写出来。如果不杀，我就接着想，直到有了自己的一套对宇宙和世界的看法支持着我活下来。你看，我和前面说的那基督徒那么要好，她的说教打动不了我。我认为她那一套是好东西，起码可以陶冶性情，不必再搞“五、四、三”运动，但那是胡言。我不信上帝能造人。我有我自己对宇宙的看法。
我不信物，也不信神。人的能力再弱，一根芦苇也好、如虫如蛆也好，只要有了信仰，任何强力奈何不得。我坐监狱真是改造了思想，对历史、社会、经济运转、宇宙，都有了属于我的自己看法——这不容易。这十三年没白活，修炼了一辈子的根底。靠这个支撑，今天干什么都觉得游刃有余。
我是在被关押 10 年后即 1976 年1月8日宣判的——无期徒刑——就在周总理去世那天，我听到广播以后哭了，这天我记得很清楚。
所谓宣判，就是由当地看守念判决书，就在他执勤的屋子里,一条铺板,他坐着,我站在他面前。这判决书写得已经很够水平，一连串的“反”：“最最反动、反动透顶、反革命家庭反动出身”……“文革开始时按捺不住反动激愤、进行反革命串联、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这时已不提副统帅了——“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猖狂……”“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重新犯罪……宣传反动理论。组织反革命集团……”顶绝的是他念不通,“嚣张”读成“器张”等等。念到一半，我笑起来，居然怎么也忍不住，笑得象抽疯一样。我当时想，这回该吃枪子儿了。按规定有十天上诉期，得把那些东西赶快写出来——没想到念到最后——“判以无期徒刑”。不过是个无期而已,我又笑了。看守说:“笑什么笑。你不上诉了？”我说:“上诉上诉。”我的上诉词不但把罪名全部推翻，还逐字逐句批它的语病。
上诉自然驳回。作为已决犯，被押到榆次劳改队。记得当时并不灰心，因为天安门事件已经发生，我看到了希望。在那儿碰上一个在北京监狱认识的，她也是政治犯，叫何敏，判了十年。何敏问我：“你怎么判得这么重呀？”我说，“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判我这个，是我的光荣。我是‘形势犯’，形势不好掉脑袋，形势好了，没几天就出去。”
从晋城到榆次，跟我同路的是个犯流氓罪且虐待丈夫的妇女干部。走到哪儿，她都紧抓住我的手，让看守知道她是在防我逃跑。我跑不跑跟她有什么关系？用这么脏的手抓我，真是沾污。她认不得几个字，写供词又来求我了，全是她那些性感受，丑不堪言。求我的同时，还老想着我是无期，又打主意在我身上立功好少蹲一年。最后也没有少蹲，第二次耍流氓又进来了。张口闭口“伟大领袖”，我真是怕刑事犯。……
那里，监狱长和看守都是男人。政委是个好人。有一次在车间。见我是北京犯人就问我多少年。我说无期。他当时就急了；“多大的罪判无期？！岂有此理！”这话就当着我面说的。监里买电视机，他坚持这是给犯人买的，不许看守提走。他参加革命很早，就是老提不上去。
有一个时期。通奸杀人的并到我们队里，真受不了。她们和看守调情。我装着看不见，什么都不说——当时我已经很老练，除了不认罪，各方面都挑不出毛病，什么都不评论，什么都不写，日记也不写。那些女犯，看守调戏她们，正中她们的意，受了调戏的，老是受表扬、当积极分子，还减刑。有些犯人怕干活，就要这种花招，讨好看守，半夜半夜地不回来。
…… ……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伟大领袖去世了。劳改队一片悲声，哇哇的。或许真有人悲痛？我看这里边有两种，一种是表现自己；一种是想起了自己的伤心事，平日不许哭，今天借机大嚎一场。
也有人笑。还有人做出要庆祝的样子。这批人倒霉了，批、斗、不问原案怎么判的，通通枪毙……
但逐渐地，已能听到一点风声。到了允许接见的时候，我妈来看我，悄悄告诉我，我的案子已经定了，是“错案”，让我谨慎再谨慎，千万别再说什么。妈妈的头发全白了…… 一九七九年三月，妈和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两位审判员一起到了榆次。他们是来给我改正的。释放的时候，读宣判词：“出于对林彪、‘四人帮’的无产阶级义愤……”
我立即说：“我没有反‘四人帮’。”
（未完，接下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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