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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犯人中，有最虔诚最具舍己为人精神的基督徒（好像雷锋精神主要就是舍己为人吧），他们的那种精神简直感人至深，今人难以忘怀，而他们的罪名是宣传外国的宗教，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我们除了宣传毛泽东思想还能宣传什么别的思想吗？这就是反动透顶，甚至有特务之嫌……至于《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在这里已经毫无任何意义。在犯人中也有曾经是革命战争中的前辈，但后来患有精神病，只因其在发病乱喊乱叫时常常喊出某些当时为大不敬的话语，最终也不管什么精神病，也不管他曾经为革命立过什么功，作为“现反”抓进来。
看出文革问题来的也并非王容芬一人。犯人中有一位曾经是新四军战士的，她的罪名也是“现反”——她竟然跑到王府井去贴林彪的大字报，逐字逐句批林彪为《毛泽东语录》所写的《再版前言》。王容芬后来回忆说：这是个十足的死心眼，即使在牢房，每到“七·一”——她就换上一身崭新的蓝制服，头戴蓝帽子，乘出牢房打水的时候高喊：“今天是七月一日，是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我要高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叛徒、卖国贼、野心家林彪！”在北京的时候，看守喝斥她几句就算了。我常劝她：“犯得上吗？喊两声能解决什么？那些看守、那些流氓小偷懂什么？！说不定为了立功赎罪反过来治你。”后来她变得明白一点了，只是集体念《再版前言》的时候不出声，看守也没再找她的麻烦。而在换了羁押地以后的某一天，他竟被另一个为了躲避批斗的犯人推到了斗争的前台，狱警们抓住她的不出声，逼问她“对副统帅怎么看”。她不肯说违心的活，就死不开口。山西看守把她吊起来打，还逼她在院子里跑圈……那时候她的肺病可能就已经转成癌了，没过多久就死了。这是后来遇见一个难友告诉我的。她说：“没了，那新四军。”
而一些其实并没有罪的“政治犯”，往往成了真正的罪犯欺侮的对象，也有被那些真正的罪犯弄死的……是非在这里真的活生生颠倒了……
● “认死理、一根筋”的王容芬 VS 愚昧、野蛮的“专政”者
王容芬的主要罪名是反林彪，按照“登基、大赦天下”的中国老例，反林彪的犯人“九大”以前都放出去。因为当时的“九大”是所谓“举国欢庆”的不得了的大事，为何如此说？熟悉文革历史的朋友都会理解的。王容芬真的从被送进“学习班”了，当时她以为没几天可能就自由了。可是由于王容芬在“最新指示”发布时常常有意戴上口罩不跟着喊那些狂热的宣扬个人迷信颂扬林彪的口号等莫须有的罪名，再加上某些缺德犯人的“揭发”，她又多了一条“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用王容芬自己的话说：“说真的，我呼不出来。”
其实，王容芬自己都说：“平心而论，我也不是完全没有放出来的可能。监狱方面曾经找我谈话，希望我有认罪的表示，结果是大吵一场。最后变成我问他们：‘你们到底认不认罪？这平白无故地放我算怎么回事？说明白，怎么关的？’就这样，‘两罪并罚’，我被押到北京看守所。这已是一九六九年夏天。”这就是“认死理、一根筋”的王容芬！
真的，至今还有人说王容芬也就是“认死理、一根筋”，此说何等浅薄！因为这是何等难能可贵的“认死理、一根筋”——那些彪炳史册的人物，不论是布鲁诺还是伽利略，不论是夏明翰、陈然还是张志新、林昭，他们有几个不是认死理的“一根筋”走到底而宁死不屈的呢？
以下内容摘选自戴晴、洛恪写的《女政治犯王容芬》，是以王容芬口述的语气写的，而王容芬越是平淡地叙述那些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和蹂躏，我们却愈加可以感受到当人治×治代替了法治，公民将如何沦为刀俎上的鱼肉；我们更可以感受到外表柔弱的王容芬面对法西斯般的刑讯折磨是何等坚韧、执着，视死如归，可歌可泣，真可谓巾帼不让须眉——
1969年秋天，以为要打大仗了，元帅们转移，犯人们也向外省疏散：山西、河南、四川等省。那次包了整整一列火车，停在丰台外边的一个小站，三个人铐在一起，两边有刺刀架着。在临汾下车的时候，周围好象有上百架机枪，枪口都朝着站台。犯人不许低头，蹲在那儿，不让坐——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这样。
到了临汾又疏散，这回是乘卡车。我们那部车上六名女犯，十二名押解大兵，每人背上都有两把刺刀顶着。说起刺刀，在北京提审的时候，也有两把刺刀架在脖子两旁，一直送进审讯室，出门的时候这两把刀又原样搁在你肩上。
在山西是十年。是在晋城四年，宣判以后到榆次。
山西的审讯员我可不敢恭维，不知哪儿弄来那么一帮子，好象没上过几年学。在他们眼里连看《资本论》都不行：“《资本论》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的。社会主义社会看这种书反动透顶！”（实在是非常经典的政治笑话——本站）
对我的审讯要点，是转弯抹角的揪后台。按照他们的逻辑，我“作案”的时候十九岁，怎么会没有人在背后指使，那怕揪出个把老师也行。他们让我交待从小到大所认识的人。我先是拒绝，后来干脆写了好几百。他们问：“这里边谁对你影响最大？”我说,“我觉得我对他们影响大。”她们说我顽抗,日夜轮翻审。有一次我脱口而出:“想起来了,那是个外国人.”他们高兴极了,忙说:“哪国的？叫什么？写在黑板上!”我转身写了：“俄国、拉赫美托夫”几个字，他们忙问：“现在还在外语学院么？”……
你看我这不是自找么？他们知道受了愚弄，就给我用刑。我因为“捣乱”受过好多次刑。在北京还好，属于比较文明的一种，刑具是从苏联进口的，狼牙铐，中间有三个链。戴上之后，越挣越紧，不过不挣没事，梳头、解手都行。脚镣不同等级不同斤数。还有一种“文明”的刑具，叫橡皮衣，穿上以后从外边打气，犯人就喘不过气来了，这种刑我没用过。绝食的犯人鼻饲：插个管——不插出血对他们说来可能就不为插管——棒子面粥撒把盐，往里一倒。还有吊、捆。在北京不打，一般也不骂。
到山西以后，我没挨过打，这次受刑用的是铁匠铺打出来的那种小铐，背到身后，就是前面讲的治小偷的那种，吊把大锁。这种铐我上过不止一次，最长的一次差不多戴了半年。那次是因为山西本省的一个派头头，从窑洞走烟的窟窿里给我扔过来一个条子，让我出去以后到中央替他告状。这条我看过就放在身上了，看守翻的时候还没来得及销毁。我见条子被他翻出来了，就一把从他手里抢过来，丢进嘴里。他一把卡住我的脖子。叫：“吐！吐！”接着又来了三、四个看守，都是男的，压在我身上，使劲卡，想让我张嘴。我咬住牙不放，他们就找来钳子，从嘴两边夹——现在我这两边的牙没了，就是那次夹掉的——我觉得自己已经死过去了，谁知硬让他们把嘴撬开了。嘴一开，进了一口气。就着这口气，我把那条咽下去了。当时满嘴都是血，喷了他们一身一脸。就为这一撬，这条命才缓过来，要不当时就完了——当时已经大小便失禁了。
我觉得他们太野蛮了，缓过劲就骂他们，就这么又上了背铐，还戴了四十斤的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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