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夺权)    相关视频

1月5日，张春桥向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

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1月革命”的风暴.对此,毛泽东于8日赞扬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1月11日，经毛泽东授意，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党政领导机关先后被所谓“造反派”夺权，建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夺权之风刮遍全国，更加剧了文革全面混乱的局面。

△ 1967年1月13日，“公安六条”发布，“红色恐怖”席卷全国

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6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以后这一条又在实际上扩展到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稍有不满的也被以现行反*革命治罪。这个规定是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全国许多城市打出“红色恐怖”的口号，不仅造成如张志新、遇罗克等冤案，所谓“造反派”滥杀无辜的现象在北京、湖南等不止一个地方发生…… (点击“百度百科”的介绍与解读)

△ 1967年1月15，马思聪被迫逃离他所热爱的祖国……

1967年1月15日，我国著名的爱国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不堪忍受非人的迫害逃出中国大陆，经香港，辗转来到美国弟弟的家中。中国公安部将此作为要案,于1967年5月成立了"马思聪专案组",马思聪出逃乘坐的电动拖船“002号”是这个专案组的代号。马思聪夫妇在大陆的所有亲戚都被审查，有的被投入监狱，帮助马思聪离开北京的贾俊山、倪景山也被捕。他们当中，后来有的被判刑，有的被迫害致死，可谓株连九族……1985年1月25日，马思聪案才获正式平反，日夜思乡的马思聪却因病未能回到祖国，1987年病逝于美国费城。2007年12月11日，马思聪及其夫人的骨灰在儿子马如龙等四位亲人的护送下抵达广州，马思聪终于魂归故里。上海纪实频道“往事”栏目，以《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为题，回忆了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痛悼马思聪。（点击这里浏览详情，文本/视频）

△ 1967年，毛泽东与中央要求解放军“支左”，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

1月23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改变了原来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只能是执行“文化大革命”的总的错误方针，从而带来了许多可以想见消极的后果，激化了一些地区的矛盾，使武斗和动乱加剧。（另见：中央军委八条命令）

△ 1967年：所谓“二月逆流”，革命老将纷纷落马……文革更掀狂潮

1967年2月11日至1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因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又称“怀仁堂碰头会”。在这次会议和稍前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上，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对与会的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针锋相对的面对面的激烈斗争。这场斗争被诬称为“二月逆流”。

2月18日晚，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老同志，指责他们是搞复辟，搞翻案。从2月26日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批判这些同志，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二月逆流”加罪于他们。全国掀起“反击复辟逆流”的恶浪，更大规模打击迫害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老一辈革命家停职的停职，被批斗和侮辱……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点击这里，浏览中国网官方报道/图、文 另见视频：老一辈革命家的二月抗争）

△ 1967年3月：替代人民政府的“革命委员会”得到中央确认，“夺权”运动在
   全国全面展开

3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论革命的“三结合”》社论，开头引述了毛泽东的一段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经过近20个月的社会大动乱和错综复杂的夺权斗争，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为了尽快建立“革委会”这样的集权式领导机构，全国很多地方是先经历“军事管制”(即先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稳定混乱局面，然后才建立革委会。一部分被确认为“问题不大”亦即算是基本一贯紧跟毛泽东战略部署的干部获得“解放”,加入了革委会的领导班子。

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方式，取消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区别，合为一体；革命委员会人员采取“三结合”方式，即包括部分没有被打倒的“革命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和部队军管代表组成.在这种机构中,干部由于熟悉业务,一般负责日常业务；军队和工农“造反派”代表掌管大政方针。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工农兵代表逐渐撤出革命委员会。

△ 1967年,全国各地“武斗”蔓延,有些地方动用重武器,人民群众死伤无数…

1967年全国发生的重大武斗事件举隅：青海西宁“二二六”武斗事件、黑龙江伊春武斗事件、湖南怀化武斗事件、四川宜宾大武斗、内蒙古“内人党”事件、武汉大规模武斗事件……(此后的武斗事件另行记载)

△ 1967年7月，毛泽东“南巡”：武汉大规模武斗与变幻诡谲的文革政治；
   文革干将“王、关、戚”落马……

武汉“七·二0事件”仅次于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抗争。但1967年7月20日武汉军民反对“中央代表团”的事件，当时被诬为“反*革命事件”。

1967年1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2月8日武汉的“激进派”接管设在汉口红旗大楼内的长江日报社，并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提出:“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针对这个声明，武汉军区于2月28日发表了《严正声明》(即《二·二八声明》)派军队重新“接管”红旗大楼。5月围绕武汉军区“支左”方向正确与否,“工人总部”派与“百万雄师”派（注：5月16日成立，号称拥有120万人）组织的冲突白热化，战斗流血事件频频发生。

毛泽东，周恩来等于7月14日到达武汉。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以中央代表团名义，也于同日由四川到达武汉。毛泽东，周恩来连续召集会议，讨论武汉的问题。毛泽东指示：给“工人总部”平反，“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周恩来要武汉军区主动承认错误。7月19日下午，谢富治在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上，明确宣布“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这就激起了他们的不满,并开始上街游行,声讨王力。次日晨,“百万雄师”把王力强行带到武汉军区大院并限制自由，导致震动全国的反对“中央代表团”事件——“七·二0事件”。毛泽东后来吩咐：“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处理。”其实，关于武汉“七·二0”事件的是是非非，对史学家来说恐怕也是一个不小的课题，要解析清楚并不是容易的事情。（点击：浏览详情/文本）（资料二/文本）（资料三：晚年王力对文革的反思与评价）
   △ 视 频：武汉“7·20”事件

△ 1967年五月至七、八月：四川重庆等地发生惨绝人寰的长时间大武斗……

从四、五月开始，重庆的“8•15”派与“反到底”派造反组织因“革命观点、思想”不同而多次展开广场辩论，进而演变为“武斗”。5月23日，石油学校发生武斗，武斗升级到双方用钢钎、铁棒、匕首肉搏……接着，武斗之风蔓延全市。重庆医学院、嘉陵机器厂、西南师范学院等地均发生武斗，前去制止的解放军指战员也遭到毒打。大规模与小规模武斗遍及全市各区，直至动用抢、炮（四川为战备三线建设重地，兵工厂颇多），死伤无数，“战友”的牺牲更激起新的“战斗激情”，导致重庆武斗绵延数月……至今重庆沙坪坝区仍有当年所建的红卫兵暨文革死难者墓群，而这只是文革武斗死难者冰山一角。全国各地武斗起因及过程大致如此，程度不同而已，自然，在“革命”的大旗下也夹杂着种种复杂的恩怨。在这样的情况下，江青竟然在接待进京造反派时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这无异于使武斗合法化。

1967年堪称全国武斗年，说内战也无不可，死于武斗者和物质财产的毁损、工农业生产及国民经济受到的影响难以计数和估量。各地区的武斗，大多以省、市为单位最终上北京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主持下谈判、协调得以平息，走向所谓“造反派大联合”，然后在军事管制的前提下，成立“革命委员会”（如现今之政府机构）。武斗延续到1968年，逐渐平息。以下链接的资讯可供研究参考——

1、视 频：1967年纪事：重庆武斗回首

2、文本(图)：重庆红卫兵暨文革死难者墓群的诉说(转载)

3、星岛环球网：惨绝人寰的67年重庆百日大武斗 / 重庆武斗见闻（日记）

4、全国十大武斗事件调查结果(转载)

5、视频-中央党校卜伟华教授历史讲座：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与武斗(转载)

6、全国武斗情况概述：文攻武卫 全面内战

△ 7月8月，国家主席刘少奇与夫人（另有邓小平、陶铸）在中南海遭批斗

随着报章连篇累牍地攻击刘少奇、丑化刘少奇的文章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刘少奇受到的攻击变本加厉。4月1日，各大报纸刊登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散布刘少奇赞扬《清宫秘史》的谎言，极尽诬蔑之能事，并针对刘少奇说：“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至此，文革已经触及“主题”。

1967年7月18日晚，刘少奇、王光美被拉去批斗，此后被分别看管。8月5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庆祝《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与此同时，中南海内组织了对刘少奇夫妇、邓小平夫妇、陶铸等的批斗。——随着刘、邓、陶的倒台，全国各地也都抓当地的“赫鲁晓夫”式的“走资派”、“叛徒”、“××集团”等，冤假错案无以计数。

点击视频：刘少奇冤案梗概 / 揪斗刘少奇 展开全民批刘

△ 10月14月，中央开始要求“复课闹革命”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城市学校基本停课。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对农村学校明确规定：“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直到明年暑假。半农半读大中学校的文化革命，应当按照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根据具体情况，妥善安排。农村小学的文化革命，和所在社、队一起搞，由所在社、队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此后，全国绝大多数学校都处于停课状态。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此前一年有余，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所有学校的招生和课程运行均陷于停顿状态，处在所谓“停课闹革命”时期。这个通知发布后，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回到课堂，新生也开始入学。但恢复高考制度的通知，则是在差两天整整十年之后的1977年10月12日，由国务院发布的。以至1978年到1979年间入学的高校学生（1977、1978、1979三级），年龄跨度在十多岁，从十八九岁到三十出头，中学里昔日的“师生”在大学里成为“同窗”的情况并不少见。历史的误会让他们成了同学，坐在一间教室里读书，这是空前绝后的一景。

而“复课”后的中小学教学秩序也是非常混乱的，教师的威信荡然无存，教材几同政治读本，“红小兵”代替了原来的“少先队”……“学工学农学军”“开门办学”“教育革命”的活动将正常的教学割裂得支离破碎；而在另一些文革重灾区的中学，复课几乎是难上加难的，武斗仍然常有发生……

参考资料一：百度百科 / 参考资料二：中国网相关报道

△ 王海光：试解1967年初一份反“文革”传单

王海光撰文：多年前，笔者清理中共中央党校的“文革”小报资料，在成堆的油印资料中，翻捡出一份油印传单，题为《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下称《紧急呼吁》）。这是一篇鲜明地反对“文革”的檄文。传单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文革”的“恶攻”罪行中，应属于“反*革命匿名信”一类。传单的落款时间为1967年2月。这个日期，正是“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斗争阶段，各种群众组织纷纷夺取各级各单位的党政大权，全国范围的“天下大乱”的时期。（对此文作者目前尚无了解，更不知当时会发生怎样的事情）

《紧急呼吁》一文，直叙“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劫难，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也直接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系列错误。其为文之大胆，观点之鲜明，言论之犀利，感情之真诚，思想之深刻，超过了我所接触到的当时同类反“文革”的文论。可以说，这是一份研究“文革”史和“文革”思潮的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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