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85年1月25日，马思聪案才获正式平反，但此时，日夜思乡的马思聪却因病未能回到祖国，1987 年病逝于美国费城。

2007年12月11日，马思聪及其夫人的骨灰在儿子马如龙等四位亲人的护送下抵达广州，马思聪终于魂归故里。上海纪实频道“往事”栏目，以《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为题，回忆了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痛悼马思聪。中国央视新闻周刊栏目也曾对此有所报道。

【相关资料】徐迟：祭马思聪文

【纪实频道】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

【央视新闻】音乐家马思聪魂归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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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说千道万，毛要彻底打倒刘少奇，这是肯定的，他自己也曾坦陈“七千人大会时就下决心把他拉下来”了。正因此，中央文革在没有正式决议和毛批示的情况下，对尚未正式撤职的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做专案审查，成立专案组，整出一大本诬陷刘少奇的材料，毛却从未追问专案组设立的任何情况（至少未见任何史料和回忆），以毛的性格和党内组织原则，“中央文革”非法成立专案组是违反党纪和“政治规矩”的，毛对此类事一贯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我们只能认为，不说指使，起码毛是默许和放纵江青、康生等人做法的。江青、康生等也正是看准了此举是符合毛泽东总体意向的，而对毛而言，应该说恰恰“正合孤意”。

而江青等整刘少奇的材料，所用手段是卑劣的，对于不能“配合”作证的，把从延安整风开始的逼供信、威胁恐吓等各种手段都用上，甚至对专案组中他们认为“不可靠”的人、对与刘少奇相关的某些服务员、保姆，也随时可以投进监狱。一切为了把刘少奇一案坐实。

而“中央文革”尤其是江青、康生、林彪、谢富治等人费尽心机置刘少奇于死地，是一箭双雕的：其一，此举正合毛的心意，会使龙颜大悦，进一步成为毛的铁定宠臣；其二，彻底整垮整死刘少奇等一大批老帅，他们日后的权力、地位将无人可以撼动。

"专案组“既已成立，揪斗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刘少奇以及邓小平、陶铸等，就更加冠冕堂皇了。中南海里的造反派和中南海外面的造反派，里应外合。毛最终未能允许刘少奇到外面的数万人群众大会接受批斗，但刘、邓、陶等在中南海内已经被“造反派”揪斗了……呜呼，没有《宪法》和宪政，在人治之下，连国家主席的基本权利也是予取予夺毫无保障的，而况草民百姓乎？

【参阅】党史纪实：“刘少奇专案组”始末

【视频资料】【我的中国心】刘少奇 | 1967 年：揪斗刘少奇，全民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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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王海光教授撰文：多年前，笔者清理中共中央党校的“文革”小报资料，在成堆的油印资料中，翻捡出一份油印传单，题为《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下称《紧急呼吁》）。这是一篇旗帜鲜明地反对“文革”的檄文。传单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文革”的“恶攻”罪行中，应属于“反革命匿名信”一类。传单的落款时间为1967年2月。这个日期，正是“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斗争阶段，各种群众组织纷纷夺取各级各单位的党政大权，全国范围的“天下大乱”的时期。（对此文作者，目前尚无了解，更不知当时会发生怎样的事情）

王海光教授写道：《紧急呼吁》一文，直叙“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劫难，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也直接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系列错误。其为文之大胆，观点之鲜明，言论之犀利，感情之真诚，思想之深刻，超过了我所接触到的当时同类反“文革”的文论。可以说，这是一份研究“文革”史和“文革”思潮的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注】点击浏览：王海光：《试解1967 年初一份反“文革”传单》 （另一链接）。

赵明先生在《“文革”中的谢富治其人其事》一文中披露了如下事实：

1966年12月12日，昆明发现一张大字报，主要内容是：“……有人说，林彪是毛主席的助手，其实不然，他正扮演着安禄山的角色，他与江青有不可告人的勾当、十分暧昧的关系。”——谢富治接到报告，立即于12月17日批示：这是一个死反革分子，应加紧破案，逮捕法办。

1967年4月，一封反对江青、陈伯达的匿名信中写道：“一个建议，谨防吕后专政”；“一个揭发，陈伯达是口蜜腹剑的人”；“一个要求，结束目前全国群众内战的混乱局面，恢复党组织，解放干部”。——谢富治随即批示：这是一封极反动极恶毒的信，要破案。

1968年1月24日，谢富治在一份所谓攻击康生的材料上批示：“这完全是一种反革命行为，要坚决全部收回材料，销毁。要坚决追查，印发者是什么人，材料完全是造谣、污蔑，我不看，请你们不要扩散。送卫戍区。”

上海交响乐团杰出的指挥家陆洪恩，因批评文革，1968年4月被张春桥亲自下令杀害，成为上海文革中被处决的第一位知识分子……

即使精神病人在发病中的胡言呓语，也被定上“恶毒攻击”的罪名，戴上“政治疯子”的帽子。仅据辽宁省统计，因此被关押的“政治疯子”有300多人，处死28人。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法西斯“专政、亮剑”如泰山压顶，尽管不断有人被处死，但许多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置身家性命于不顾，此类反对“文革”、为刘少奇等辩护、直接指出毛错误的民间抗争（党内姑且不论），从未停止过，直到毛去世后……这再次验证了古训：“防民之口，胜于防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附：研究资料】王海光：试解1967 年初一份反“文革”传单 （另一链接）

【历史资料】陆洪恩：因反对“文革”之言论而走上断头台的上海乐团指挥家

【历史资料】赵明：“文革”中的谢富治其人其事

【凤凰视频】“文革”症候群

【凤凰·冷暖人生】寻找母亲王佩英

【视频/文本】死刑枪口下的生命悲歌——《南京知青之歌》案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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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1967年2月中央就曾要求学生返回学校复课，先后发出相关通知：《中共中央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中共中央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等。但已经一盘散沙的中小学已基本瘫痪，校长、教师权威全无，谁来执行？散落四处“闹革命”的疯狂的“红卫兵”学生如何召回？这样，到10月，中央不得不不再次发出更严厉的《通知》，用语干脆、坚定，已无任何“空子”可钻。

其实，“复课”是形式，是让学生回归校园的手段，“闹革命”才是核心。“复课”的内容和形式是什么？请看中央有关通知中所说：小学生可以组织红小兵。五、六年级和1966年毕业的学生，结合文化大革命，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老三篇”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十六条”，学唱“革命歌曲”。一至四年级的学生，由革命教师或高年级的学生作辅导员，组织学习“毛主席语录”，兼学识字，学唱革命歌曲。小学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由教师和高年级的学生民主选举产生；不许任何领导因为群众提出批评,揭露问题，而采用各种形式进行打击报复。……重点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把教职工中那些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不是指家庭出身）清除出去,就地进行劳动改造。 ——小学尚且如此，中学、大学就无须赘述了。

后来，各地根据毛在《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材料上批示“军队应对学生进行军训，并参加学校的斗、批、改”，逐步向中小学派出“军宣队”，维持学校的基本秩序，“军训”也从那时开始。

即便“复课”，学校里教学秩序极端混乱，教师毫无权威和尊严，随时可能被学生贴大字报批判、斗争（在一个地区完成“夺权”之前，部分中学红卫兵还在继续参加社会上的文化大革命，甚至参加武斗）。从所学内容来看，可谓耽误了整整一代人，埋没了无数人才。即便后来派驻“军宣队”到学校，也还是执行“文革”路线；1949-1965 年间的教材都被否定了，新的教材充斥毛、林的文章和社论等政治内容，许多农村中小学，连教材也没有……这样的隐性损失是无可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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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武汉“7·20事件”历险而归（详见上页）的毛已经明白：如果群众组织继续分裂、武斗下去，即便有解放军“支左”，夺权也是不能完成的。武斗必须停止，群众组织必须联合起来，与“支左”解放军、被“解放”的革命干部三结合，才能平稳实现“夺权”——即成立“无限忠于毛及毛思想路线”的“革命委员会”，如此，大清洗也就完成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因此，在转发以上毛泽东谈话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实际上取消了对全国许多跨行业的群众组织的承认。在此前后，中央连续发布有关不准抢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维护社会治安、确保国家资财和人民群众生活秩序等一系列通知和文件，并采取措施加强保护外国使馆和外国侨民的安全。同时，中央还决定对一些最混乱的省、自治区和重要党政部门实行军事管制，并要求各地造反派停止武斗，开门整风，斗私批修，消除派性。（本段文字引自中共官方大事记）

事实是,由于群众派性组织间矛盾过深,且因武斗而产生“血债”,“大联合”极其困难。大多都是在激烈武斗后,由中央文革小组出面表态，宣布谁是“走资派”,宣布某地区实行“军管”；于是不赞成打倒中央所认定“走资派”的一方就成了“保皇派”，在“支左”解放军以“中央文革”决定为尚方宝剑的压制下，另一派必须放弃坚持的观点，与另一派实现“大联合”。在这样的情况下，“夺权”自然顺利完成。后来人们终于看清：“文革”就是毛“运动群众”的一场闹剧，最后还是中央——毛说了算。

以下历史文献，可以完全证明这一点：

【相关史料一】晏乐斌：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

【相关史料二】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指示 | 参阅：1967 年青海“二·二三”流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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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毛氏“要搞一万年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宏论”早在“七千人大会”以后的北戴河会议上已经亮出来了，随后的“四清”（即“社教”运动便是初试牛刀）。但作为正式文件，还是这次在《伟大的历史性文件》和《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做了全面阐述，新鲜出笼，成为“文革”的又一纲领性文件和“党的基本路线”。

可是，这一理论连同“文革”本身，在毛去世、“文革”终结后已被中共以正式决议的形式彻底否定了。【参见：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文革”部分）】

本站认为：对上述毛的极左理论的否定是完全合理、正确的。任何时候，都会有矛盾以及对事物的不同意见，即便是在执政党内部，即使一万年以后也必然还是存在——在中共夺取政权、消灭和彻底打垮了敌对阶级的情况下，依然动辄以“阶级斗争”来看待党内、政府内的不同意见、不同见解乃至矛盾，势必使执政党内部成为你死我活“阶级斗争”的绞肉机（因为毛说阶级斗争就是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其实，众所周知，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贺龙、陶铸、张闻天、周小舟、田家英……等等，都是忠于革命事业、对毛尊重有加的，也都曾在极关键时刻全力支持过毛——但以毛氏“阶级斗争理论”，当他们在治国理政具体问题上有一些看法、见解与毛的观点有所不同时，他们就成了“阶级敌人”，就成了“反党集团”，这难道不过于荒谬？——如此，谁还敢在这样的政党里干工作？彭德怀、刘少奇、贺龙等许多人没有死在与国民党战斗的炮火纷飞的战场上、监牢里，却死在毛的监牢、非法拘禁和毛煽动起来的所谓“群众”手里，这难道不是对毛氏革命最大的嘲讽？这难道不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即便在一党专制的执政党内部，对于不同意见，难道不应当是在充分交流意见、发表看法，甚至经过辩论，最终以党内民主表决的方式解决（最终在尝试性实践中加以论证）？

【历史资料】《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性文件》

【凤凰·历史频道】毛泽东亲自操刀撰写《伟大的历史性文件》一文核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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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中共十二大《党章》，才对按期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有了相对严格的限制，十二大《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由中央委员会召集。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或者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省一级组织提出要求，全国代表大会可以提前举行；如无非常情况，不得延期举行。”——“如无非常情况，不得延期举行”这几个字，第一次出现在《党章》中。这，应当是吸取了毛以个人意志任意左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时机，从而使个人专断独裁而滥权的教训。

而事实上，即便如此“九大”，也折腾到1969 年4月才召开，与八大整整隔了13年！呜呼，毛氏党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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