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中共早期著名革命家彭湃的亲人及后代(广东海丰)、牵连的群众和基层干部,也惨遭屠戮,原因竟然是“彭湃名声太大,贬低了毛主席……”后又将其诬为“叛徒”……短短半个月时间血腥屠杀和围剿,100多名干部群众被杀害,800多人被打成残废或重伤,3000多人被打伤……更令人发指的是,所谓“造反派”竟然用篾刀连砍带割、把彭湃烈士侄儿彭科的头颅砍下、挂在闹市区“示众”三日……(点击:相关资料 | 更多)
不仅偏远地区出现如此“红色恐怖”,即便天子脚下的“北京”也非常“红色恐怖”,仅1966年8月,就有 1772 人被红卫兵打死(据《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而民间统计数字比这个数字高得多……“红卫兵”和其它“造反派”组织,曾勒令北京市的“黑五类”包括所谓解放前的“资本家”等迁出北京市回原籍(理由是“北京是人民的首都……”)人数多达10多万,偌大北京火车站一时竟如当下“春运”般人满为患。这是有案可考的。
本站并不轻易相信一般网文,故曾为此查询过几十个地、市、县《地方志》,发现对上述事实皆有所佐证。仅有案可考的,起码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的大屠杀是骇人听闻,令人发指的,无法不让人联想到“红色高棉”; 其它一些地方也发生在“批斗”中随意打死所谓“地主、富农、反革命”等甚至他们子孙的惨案,不仅《地方志》中有所记载,笔者也曾寻访过尚未去世的目睹者……当然,大兴县、道县的大屠杀是最为骇人听闻的典型。
湖南道县的大屠杀:谢承年(湖南永州市人大常委会原秘书长)在《道县“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处理经过》一文中披露:湖南零陵地区(1995年改为永州市)道县在“文革”之1967年7~9月间,发生了群众性杀害“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及其子女事件,被杀和被迫自杀的,共4519人。道县杀人事件迅速波及全区其它10个县,造成全区被杀和自杀共 9323 人,其中“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未成年人862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零陵地区特别是道县杀人事件,震动了全省,乃至全国。杀人手段可以归纳为10种:枪杀、刀杀、沉水、炸死、丢岩洞、活埋、棍棒打死、绳勒、火烧、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的孩子)……(另点击:蒋方舟博客 | 《处理经过》另一链接)
北京大兴县屠杀事件过后二十年,才有简短的报道出现在书刊上,从而让我们初步知道: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点击浏览:相关调查报告 | 当事人对细节的惨痛回忆)
1980年12月6日,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会工作的胡耀邦同志到湖南零陵地区视察工作,当地委书记邓有志汇报零陵地区“文革”杀人问题已经基本处理好时,胡耀邦同志说:“1967年7、8、9三个月,全国不少省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是康生、谢富治他们搞起来的。现在已经13年了,这样的事情不要声张了,处理完了就算了,慢慢让它平息下去。对没有处理的要处理完,主要是把受害者安排好。”地委书记说的这个问题“已经基本处理好”,指的是按照省委1979年关于处理道县“文革”杀人问题的5号文件精神,做了大量工作。
尊重历史——我们自然没有根据说毛泽东赞成上述屠杀行为,但从未见毛对此有任何具体制止和批判,更未见禁止这些屠杀行为的文件、讲话,这也是事实;当然,也更未见对屠杀者当时有何严厉处置,这更是事实。我们不能不想起毛泽东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上面关于“糟得很”和“好得很”的论述至今记忆尤新……
我们的确未见毛及其他中央领导支持如此“红色屠戮”的讲话,可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兼公安部部长、炙手可热的“文革”红人谢富治的讲话,对一般群众来说是无异于党中央和毛的声音的——1966年8月,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都不要受约束。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建立感情,提供给他们情况,把黑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刚从中央开会回来(看来中央专门为此开过会),讲几点:我们要保卫红卫兵,反革命杀了红卫兵坚决要镇压反革命……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打死了也就算了。”
在另一次几个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谢富治插话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一个省的公安局长问:“拘捕起来总可以的吧?”谢答:“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本站评注】“文革”中,毛极其关注各地动态,红卫兵、造反派的小报也在他搜集、浏览范围内,故对许多地区发生的“红色屠杀”事件不可能不知晓。如果谢富治的讲话被毛认为是错误的,只须一句话,谢富治立马就会被革职查办——文革中从陶铸、到王、关、戚等等等等,皆为毛一句话,立即成为阶下囚。因此,从事实来看,退而言之,即便毛认为谢富治某些讲话欠妥,应当也都列入“忽略不计”的范围了,因为谢富治“文革”中一直大红大紫、官运亨通至国务院副总理,直至他1972年病逝前才在某些问题上受到批评,但未有什么处分——“光荣辞世”。
就在大兴县大屠杀刚有所止息时,毛第三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在天安门上毛的身边,林彪讲话:“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有如此尚方宝剑,再加谢富治讲话明确而具体的表态,“红卫兵、造反派”自然有恃无恐。
文革终结后,谢富治被列入林彪反党集团16名主犯之一,被许多人称为“文革恶犬”,这是名副其实的。他就是如江青在法庭上所说的“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
【参见①】1966 年谢富治一席话 大兴县 22户人家5天被杀绝,350人被杀害(另一链接)
【参见②】赵明:“文革”中的谢富治其人其事(赵明,原公安部政策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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