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谢 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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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文革”大事记】 广西（1966）（1967）（1968） / 安徽芜湖(1967)(1968)

	“文革”中的毛泽东与江青
	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与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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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实证研究】

作者：谢 泳

作者：谢 泳  来源：爱思想网站（2010-03-04发布该网站）  （本页浏览：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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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右”前的情况（续前页）

1952年287号444页，《上海二期失业登记中发生自杀事件四起》：有一个人是因为申请登记后害怕追查他们的历史，不登记又没有办法，最后只好自杀。

1952年231号67页，《甘肃武都专区在土地改革试办中干部宣传不够连续发生自杀事件》：甘肃省武都专区在试办土地改革中，先后发生自杀案件30起，其中有中农14人，地主9人。发生自杀事件的原因，一方面是有些恶霸和不法地主畏罪自杀。另方面是由于该专区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宣传政策不普遍，不深入，一般干部的政策思想很不明确，观点模糊在工作中存在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的现象。

1953年58号370页，《重庆因婚姻问题自杀者增多》：重庆市“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在上月下旬开始后，因婚姻问题自杀的案件骤然增多；仅据一、二、三、五等四个区不完全的统计，截至三月三日止，已发生自杀案36起，因领导机关先有布置。控制较严，全市自杀者只死了二人，其余获救未死。……上述自杀案大半是在二月下旬发生的，三月以来已减少了，如二、五两区已有五六天未发生此类事件，其原因是各区工作干部已经下去，根据中央补充指示进行了宣传纠正了急躁现象，同时各区负责同志都下去亲自指导，由专人掌握和照管可能自杀者，并分别情况进行了教育和处理，所以群众情绪已超稳定。

1953年66号573页，《西南各地大中学校连续发生学生自杀事件》：西南各地大中学校连续发生学生自杀事件。……学校中的青年团组织对所谓“反动”、“落后”的学生采取孤立和打击的态度。严重的如四川大学团委，仅一九五一年三月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到去年七月为止，被孤立的学生共达四百一十八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百分之十四以上。被“孤立”的学生，包括曾经参加过反动党团者，社会关系复杂者，个人历史复杂者，生活作风恶劣者，“有没落阶级情绪者”等等。“孤立”的办法是不让他们和同学们接近，常常被斗争和打击。……该校相继发生学生自杀事件。去年暑期，历史系四年级学生周彦能投河自杀（未死）；去年十二月，历史系二年级学生张可成坠楼自杀（伤）；同月，农学系三年级学生冯寿夫用剪刀割喉自杀（伤）。该校前后得神经病者三人，并有退团退学者。

又如重庆高级工业学校团支部，于去年三月，将三十二个所谓有“反动思想”的学生进行集训，其中三人挨过打，两人挨过捆。“五一”游行、成渝路通车、以及“七一”、捷克文工团来渝都不准这些人参加。对这些学生的行动限制直到去年十月团市工委的检查组下去后才停止。

1953年141号355页，《河南、湖北、湖南夏荒情况》；祁东、嘉乐、耒阳、临武等县已先后发现饥民因病饿自杀和自杀未遂的事件多起。

1953年168号316页，《贵州王家司选区审查选民资格时发生死人事件》：贵州都匀县纸坊乡王家司区在审查选民资格时发生偏向，致选民王继华自杀。主要原因是由于以往的历史问题，不给王继华选民资格。

1954年8号124页，《安徽省粮食统购中发生十五人自杀事件》：在粮食统购中，已发现十五人自杀。其中一个原因是：在与投机粮商斗争中，没有注意策略。望江县洒口区区委书记江良，在公审投机粮商徐树华的群众会上，用“打鸡骂狗”的办法，点了私商胡效祝（开屠宰店、南货店、兼营粮食生意）的名字，胡回家后，很畏惧，与妻一同自杀。

1954年76号33页，《辽西第二批基层普选中发生自杀事件十四起》：绥中县某村工作组因对政策交待的不全面，不清楚，该村一个富农因没有得到选民证上吊自杀了。

1954年131号174页，《河南省在第一季度内因家庭和婚姻问题死了六百人》中说：自杀者536人。

1955年163期219页，《河南省今年有二十五万初中、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学生的不满情绪日益表面化》中说：全省已发生自杀事件五起。

1955年25期43页，《旅大市在打击刑事犯罪工作中发生10起自杀事件》：旅大市在打击刑事犯罪中，由于调查方式不当和政策交代不明确，在不到一个月内，已发生10起自杀事件（其中6人自杀已死，4人自杀未遂）。……有不少报告员和宣传员对打击刑事犯罪的政策领会不深，在宣传中“信口开河”地乱讲，有的还歪曲了党的政策。金县十区山后村宣传员在群众大会上讲，“歪戴帽子、斜瞪眼、喝酒的、搞恋爱的都是流氓，都应检举。”已引起许多青年男女不安。金县六区河阿尔宾村农民侯忠良爱喝酒，有时酒醉骂大街，在一月六日晚召开打击刑事犯罪的宣传大会上，有人提到：“我们村里有喝酒骂人的，为什么不处理？”当时公安派出所的同志也未进行解释便散会。因而引起侯忠良不安，他回家后便上吊自杀。大连机车车辆制造工厂61岁的老工人邱馨齐，一月七日在工厂听报告，当听到“有偷窃行为的人自己说吧”的话后，表现惊慌，过了两天便投井自杀，并留有遣书一封，上写：“我拿了工厂一点钉子，东西虽少，很可耻。”【本站注：若不是足够强大的高压、恐怖氛围，这些老实巴交的工人怎会因这点小事儿配上自己的生命？】

1955年37期213，《浙江省在粮食统购统销等工作中逼死群众133人》：浙江省在粮食统购统销和发展互助合作组织等工作中，逼死人命的情况严重。根据最近不完全的统计，全省自去秋粮食统购统销以来，群众被迫自杀已遂者达133人。嘉兴专区在土改扫尾、统销补课、发展互助合作组织以及这次统购统销等工作中，逼死了109条人命。金华专区在粮食统购统销中，自杀74人。据省委办公厅在一月份的统计材料分析，自杀者除地主、富农外，贫农和中农要占到50%以上。嘉兴专区三个乡受逼害的224人中有地主13人，富农18人，雇、贫中农193人。据金华专区的了解，自杀和受逼害者，还有青年团员、村干部、劳动模范、互助组长、人民代表、转业军人和军属。

1955年237期231页，《北京市自杀事件增加》：据北京市公安局统计：一九五四年发生的自杀事件有1086起，死亡386人；一九五五年10个月有1246起，死亡517人。

根据今年10个月发生的自杀事件分析，有如下情况：

（一）自杀者的身份和政治面貌：在工厂企业中有185人，在机关干部中有340人，在家庭妇女中有326人，在学生中有75人，在军警中有13人；临时散工、独立劳动者19人；小商贩、资本家及老弱病残和无业者共179人；在农村的农民中有109人。上述其中，党员47人，团员57人，群众1142人。

（二）自杀原因：在“肃反”运动中自杀的484人，其中大部分是因为不了解政策或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如特务分子陈立刚，一九五零年接受特务机关派遣由越南回国，混入我厦门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五一年混进公安干部学校任政治助教，进行反革命活动，在肃反运动中，被揭发以后，畏罪自杀。又如混入党内并篡夺村的党支部书记的普及佛教会分子袁永安，一九五零年参加道首集会，并且以党支部书记的职务掩护道匪活动，吊打群众，也在这次运动中畏罪自杀身死。另外，也有由于个别地区在肃反运动宣传中方式简单、对坦白材料处理不及时而自杀的。如景西矿区潘涧子村大华矿工人郭换景，曾向大台派出所交代出在日伪时期当过兵，参加过一贯道，卖过枪的事实。派出所收到坦白材料后积压一个多月没有处理，郭换景产生了顾虑而自杀身死。

1956年2103期231页，《江苏复员军人自杀事件逐年增多》：从1950年到1956年共有395起。1956年2105期287页,《吉林的十所中学这一学期有七名学生因失学失业自杀身死》。

从1952年到1957年四月前发生有关自杀现象的通报中，可以看出：因正常生活出现障碍，如升学、婚姻、失业、饥饿、工作中压力等常态社会中出现的自杀现像是比较少的，只有少数几例。

这些自杀现象中，绝大多数都与政治相关，特别是“三反”和“五反”运动中，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自杀达到了四九年以后自杀现象的第一个高峰。

1956年，没有发生大的政治运动，从以上官方报道中，只发现两起，而且均是常态情况下的自杀现象。

2、“反右”期间的情况

1957年4月以后发生的“反右派”运动，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最沉重的一次打击。
在这次运动中，自杀的知识分子达到了1949年以后的又一个高峰。这一时期被逼自杀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各文化单位、高等院校和中小学校比比皆是，中国许多知名作家和科学家有很多即在这一时期自杀。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绝望的时代，除了自杀没有别的路可走。当时自杀现象相对集中在大城市。

汤非凡是中国著名生物学家，还是当时的学部委员，他在反右后不久的1958年“拔白旗”运动中自杀了 ⁷。

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历史系主任丁则良，在鸣放期间正在苏联开会，自然没有反党言论。但他人还在外国，学校就造出了一个“余（余瑞璜，物理学家）丁、徐（徐理治，数学家）反党集团”，把他定成右派。丁返国后回到北京大学拟继续编写教材的工作，可是东北人大却电话召其返校接受批判。他对国内来势凶猛的运动毫无思想准备，即投身北大校园内的未名湖自杀。

云南昆明的资本家、政协委员汤汝光，本以为自己听党的话，积极批判右派，党就会信任他。不料消息传出，他也可能被定为右派，于是痛不欲生，跳河自杀。

（未完：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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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 2010-11-23 编辑转发 / 2018-01-07 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