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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现在的位置：教育·文史哲＞重读历史＞文革研究＞谢泳：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的自杀问题 P.5. | | 您好！今天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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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学者：谢 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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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革”大事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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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中的毛泽东与江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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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与江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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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庐山上的毛泽东与江青 | |
| 【历史实证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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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 泳 |
| 作者：谢 泳 来源：爱思想网站（2010-03-04发布该网站） （本页浏览： 人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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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右”期间的情况（续前页）
1957年2220期13页，《天津高等学校的“鸣”、“放”普遍活跃》，文章中提到河北师范学院也开始出现了活跃的情况：许多大字报提到了“李奎顺自杀事件”。同期新华社记者李正杰的文章《南开大学“程京事件”基本平息天津大学继续在肃反问题上纠缠》，文章说到：鉴于天大揭发的肃反中几个事件的情况，南大党委顾虑因类似事件也会在南大引起波动（南大有两个教授、一个教师在肃反中自杀）。
1957年2223期19页，《山东师范学院“鸣放”情况》：化学系在肃反时有一教授自杀——崔永福，崔永福不是肃反对象，是被吓自杀的。【本站注：恐怖气氛由此可见一斑】
1957年2224期13页，《南京高等学校“鸣”“放”情况》，提到江苏医学院的情况时说；陈少伯教授为何自杀？
1957年2149期180页，《上海电机制造学校因追查反动标语引起一学员跳楼自杀》：1月25日，上海电机制造学校因追查反动标语，导致师资训练班学员陈君豪跳楼自杀（未死）。原因是怀疑陈在厕所里写了“打倒共产党”“消灭共集团”的反动标语。
1957年2252期26页，《重庆市反右派中连续发和自杀、逃跑事件》：重庆反右派中，最近连续出现自杀或伪装自杀及逃跑、躲藏事件，其中提到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派在四川人民艺术剧院“鸣”、“放”的党员干部胡汉忏2日晚八时三刻左右在该院自杀身死，自杀行为发生在他参加市委宣传部召开的一个布置反右派斗争会议后的两个小时内。根据重庆市公安局检验证明，胡系用自备小型洋刀在颈项左右动脉戮了五刀后死的。……胡本人有问题未彻底交代可能是自杀的原因，而反右派斗争的压力则促成了这次自杀。文章还提到：西南农学院的右派分子李友霖6月底曾嘱其妻准备后事，表示要自杀。
1957年2254期11页，《武汉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中发生自杀事件》：武汉高等学校在反右派斗争的第一个高潮中有一人自杀，一人自杀未遂。……自杀的是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二年级学生彭先赞。彭是共青团员，湖南人，二十三岁。他看到反右派斗争声势较大，就在7月1日投江自杀。这一情况该院已向湖北省委书记汇报了，省委书记许道琦指示该院不能因此影响反右派斗争的进行。院方已将此事向全院宣布，并进一步揭露彭的右派言论，团委会还宣布了开除彭的团藉。据说学生中反映还好。
1957年2256期28页，《上海外国语学院在反右派斗争中有两人自杀、两人逃跑》：上海外国语学院在7月5日至8日，4天中，有两人自杀，两人逃跑。该院一年级七班学生陆立时（女，,21岁）于8日中午自杀身死。经过情形是这样的：当天上午班里开会批判其右派言论，因陆态度强硬，激起了同学们的愤怒，曾高呼“只有老实交代才有出路，继续抗拒只有自绝于人民”等口号，这时陆承认有反党言论，并表示愿在下午交代。会议结束后，校方为防止发生意外，曾派两名女同学注意她的行动，吃饭时那两个女同学没有留神，陆即奔宿舍，写了一封简短的绝命书，随即用剪刀剪断喉管自杀，发现后，经校医急救无效，死亡。
另一个自杀的是工友施永丰（未死）。
1957年2256期31页，《湖南各地中等学校酝酿闹事》：最近，有些地方由于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没有跟上去，已发生学生自杀或企图自杀事件。
1957年2263期29页，《安徽省右派分子吕荫南畏罪自杀》：安徽省右派分子、民革安徽省委常委兼组织处处长、省文史馆员吕荫南畏罪自杀。原因是他不承认对他的批判，7月12日夜服安眠药自杀。
1957年2274期7页，《最近陆续发现有右派分子逃避斗争、自杀和逃跑现象》：截至7月20日，安徽一个专区发生自杀自死一起，死者为淮北公路运输分局姜福海。他在第一次斗争会议被提名为右派分子并责令继续交代以后，当晚即投淮河自杀。文章分析原因说：但从思想领导上检查，主要是缺乏警惕，没有注意掌握右派分子的思想动态，有的已表现了紧张情绪亦未引起足够注意；同时对右派分子只一味强调斗争，而没有进行启发诱导等劝降工作，亦未交待政策。
1957年2281期11页，《湖南中小学毕业生发生自杀失踪事件七起》。
1957年2281期15页，《重庆市反右派斗争中发生自杀事件六起》：重庆反右派斗争期间先后发生自杀事件6起，死6人，未遂2起，伤2人。死者除一人系小孩被父母自杀前杀死外，有党员四人，共青团员一人。论职别：处长一，科长一，一般工作人员三。自杀未遂2人，一为一般工作人员，一为学生。自杀者一般都有政治历史问题。如东林煤矿生产科长王彬1939年参加过国民党，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平时他有一系列的反动言论，大“鸣”大“放”期间，他又竭力为肃反对象“鸣冤”；其妻有杀父之仇，因此他们以全家三口自杀表示“不与共产党同处一世界”。文章还说：“据了解，自杀事件大部分发生于反右派斗争初期，可能是因来不及全面交待政策所致。”
1957年2289期15页，《北京市有些未考上学校的中、小学毕业生思想波动很大》文章说：“目前已发现未考取学校的的学生自杀的有三起。
1957年2304期55页，《河南省农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生畏罪自杀案件多起》：河南省农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生地主、富农分子畏罪自杀事件多起。据初步了解已有18人自杀身死。如信阳专区发生自杀事件6起，死5人。其中属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者4人，农民2人。
1957年2307期18页，《吴县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生三起自杀事件》：吴县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普遍提高，发扬了正气，压倒了邪气，但有部分基层干部和群众却随之产生了偏激情绪，以致在运动中出现了乱扣政治帽子、查粮、抄家、打人、绑人等情况，最严重的是在8月中旬，6天内竟因此先后发生了3起自杀身死事件。
本期还有一篇文章，《山东省农村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连续发生自杀事件》：山东省农村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个别地区发生重点批判面过宽、乱点名、乱斗争、翻粮食。乃至打人、捆人、罚跪、游街等现象，有的因此造成了自杀的严重事件。截至9月5日的统计，已发生自杀事件57起（内未遂9起）。
1957年2320期9页，《青海农业区在大辩论中12天内有11人自杀身死》：青海省农业区在大辩论中，从本月12日到25日已有11人自杀身死，其中藏民2人，汉民9人，地主1人，上中农8人，下中农1人，贫农1人。死者大多数是思想落后，没有破坏活动；少数有破坏活动，也不够法办程度。”文章分析原因：“总的来说是对不法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打击斗争和对富裕中农资本主义思想的说理批判没有严格分清，工作方式简单粗暴，把土改时斗争地主的方式用于社会主义大辩论。”
1957年2322期9页，《武汉高等学校在反右斗争中一周内发生自杀、逃跑事件15起》：近一周来武汉各高等学校在反右派斗争中发生自杀、逃跑事件15起，其中自杀的有5人（1人得救未死）。文章分析原因说：“经过开学前的批判右倾思想后，开学后的反右派斗争声势很大，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感到压力很大，惊慌不安。如华中工学院死了的一学生，原来是划做“中右”，他在大鸣大放时只偷偷地写过一张大字报，反右派斗争开展后也没有跟任何人谈，开学后思想斗争很激烈，一时转不过弯来就自杀了。【本站注：这是多大的心理压力才能导致？】武汉大学物理系教授毕长林是一般右派分子，上学期未点他的名，暑假中他还和李达校长等一同去庐山休养，回来后也还未动他。上星期有一天晚上物理系一个教师到他家闲谈，谈到物理系开会时对他意见颇多。毕长林听了后惶惶不安，晚上8时谈的，10时即上吊死了。
1957年2324期14页，《辽宁省各民主党派反右派斗争的情况》：有些右派以死威胁。如吴润芝（民进大连市委秘书长）表示“活着没意思”。姜陟庭（民建辽阳市工商联主委）已经服毒自杀。
1957年2332期11页，《河北省农村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发生许多自杀事件》：河北省各地农村在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中，发生许多自杀事件。据不完全统计，53个县发生105起，死95人。据79起自杀事件统计，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5人；顽伪人员1人；富裕中农4人；中、贫农19人；军属2人；村、社干部3人。”文章说：这其中“畏罪自杀的12起。另外：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对党的政策宣传不够深透，使一些有问题的人，摸不着底，因恐慌而自杀的38起。还一个原因是：由于斗争方法简单生硬，甚至采用打、拉等办法，使被斗对象感到无路可走，造成自杀的14起。
1957年2361期3页，《党内右派分子、大众日报总编辑刘建畏罪自杀》：党内极右派分子、原中共山东省委时候补委员、大众日报总编辑刘建已于10月28日夜畏罪自杀身死。刘建死时，年龄仅39岁。在刘建死后，山东省委认为：刘是畏罪而死，其中也有自愧的成份。目前，大众日报根据省委指示已经和正在召开各种会议，并通过大字报，声讨刘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肃清刘的影响。
1957年2371期13页，《山东省秋粮征购、定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在定销方面，由于摸底不清，安排迟缓，个别地区农民发生闹粮、外逃和自杀现象。
3、“文革”期间的情况
1966年“文革”期间发生的知识分子自杀现象，达到了1949年以后的最高峰，此前政治运动中发生的大量自杀现象，经过几年的基本停止后，又开始集中出现。湖南南道县在1967年8月到10月约两个月左右，被迫自杀的人数即达326人。文革期间，零陵地区自杀人数就有1397人22，新凤霞在《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感受》一文中说：“不知道哪里又传来被关着的一个人自杀的消息，对我们又加紧看管了。夜里被叫起来，审问有什么想法。我回答：‘我什么想法也没有，只盼着运动过去，我还要上台唱戏。’”23 可见当时的恐怖景象。
有人曾这样回忆当时自杀者的情况：24
田间说：“大约是1967年夏天，他和远千里被造反派监管在一所房子里。有天早晨，远千里迟迟不起床，田间有点纳闷，掀开他的蚊帐，那眼前的一幕使他差点憋过气去；原来远千里用须刀割断了血管动脉，身上和蚊帐上都溅满了鲜血……他赶紧去找领导，远千里的夫人、作家于雁军闻讯赶来，面对如此悲恸的场面，她没有哭……
【本站注】远千里（原名远保坤），1938年4月在冀中抗日人民自卫军《自卫》报社担任记者，1943年1月加入中共，后任冀中九分区政治部随军记者，冀中军区特派记者。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过《河北日报》副刊组长，河北省文联秘书长、副主席、河北省文化局副局长，中国作协会员。1956年起，担任中共河北省委文教部副部长、宣传部副部长，在“文革”中受残酷迫害，愤而自戕。
又岂止是邓拓、陈笑语？还有现代新闻出版界的先驱范长江和金仲华两位前辈，以及多年来双栖于新闻界和文学界的杨朔和政论家姚溱两位先生，都曾有过邓拓、陈笑语类似的思想轨迹，勇敢地结束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后来又传来诗人闻捷的死讯。他的夫人杜芳梅先走一步，跳了楼。
那时的自杀，还有个奇而且怪的特点，即，有为数不少的夫妻结伴走上黄泉路。我住的大院里“文革”一开始就死了好几对。来自延安，拍摄“开国大典”的著名摄影记者陈正青和他的妻子何慧是走得最早的一对。
我看到一个材料上说，单就北京大学一所高校来说，在“文革”初期和工宣队进驻期间，称得上权威的著名教授，如翦伯赞、饶毓泰先生等，自杀的就有24位。……北大有人告诉我，在这之前，当北大出现了那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后，全校被关被斗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多达500多人；有一个时期燕园天天都有跳楼和上吊的，有的教学楼女学生晚上都不敢近前。
（未完：接下页）
【相关链接】
| 【凤凰 · 我的中国心】“三家村”之邓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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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 2010-11-23 编辑转发 / 2018-01-07 更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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