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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谢 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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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革”大事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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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毛泽东与江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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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与江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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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庐山上的毛泽东与江青 | |
【历史实证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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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 泳 |
作者:谢 泳 来源:爱思想网站(2010-03-04发布该网站) (本页浏览: 人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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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右”期间的情况(续前页)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女学生江凤英,是该校第一份大字报《党委在干什么?》二十二位署名人中的第一位,因此成为全校在“斗臭斗垮斗倒”的头号目标。她被连续斗了三天,昏到在台上,喷几口冷水弄醒再斗,直到倒下后喷水不灵为止。她被抬回宿舍后,当晚就跳楼自杀。
云南大学中文系有4名同学,因为向系党总支的领导提了意见,一并被定为右派分子。因不堪批判斗争的侮辱,其中一位共产党员跳河自杀。8
著名电影演员石挥,反右时刚完成一部根据真事改编的电影《雾海夜航》。由于片中有一干部是个自私自利的家伙,算是“诬蔑党的干部”,他平时说的笑话(指管理制片的电影局的人为“警察局派来的警察”、“咱们拍镜头都要经过警察局批准”也拿来作为罪证。
在连续被批判、斗争两天之后,石挥登上了上海至宁波的轮船,在真正的雾海夜航中跳进吴淞口外的杨子江,年仅42岁。石挥的出走曾引起官方的注意,当时曾发过一则内参:《右派分子石挥不知去向》,其中说:“有人怀疑石挥是否会跳海自杀,,但经查对上海码头售出的船票和宁波收回的船票数字相等,估计石挥已在宁波登岸,但目前尚未找到他。9
胡适留在大陆的孩子胡思杜,也是无数不甘受辱的自杀者中的一员。胡思杜是河北唐山铁道学院的讲师,《人民日报》在发文报道该校机械系主任孙竹生及胡思杜两人“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时,特别注明是“胡适的儿子”——虽然他早在1949年初,已经公开宣布和“反动”的父亲划清了界线(点击:百度介绍)。
广东某县一位年轻的小学校长,在全区右派指标完成尚缺一个时,被补入名单凑了数。他被准许留校,撤职当教员,但不能教政治、历史、语文,只能教不涉意识形态的数学及做杂工。工资没有,每月仅得十五元生活费。他养不活妻子、小孩,还要忍受批斗及辱骂,终于寻了短见。死后,县广播站对全县宣布:“右派、特务、反革命×××畏罪自杀,死于汽车轮下”。10
广州水利发电设计院女技术员黄倩,是黄金荣的堂侄孙女,哥哥又在台湾,只因为写了一份大字报,希望领导“对目前的知识青年的取舍、培养、使用和鉴定,不能再死死抱住其家庭出身,而应着重从他们具体的思想动态和工作表现去观察、鉴别和评价……”被定为右派。一连几天几晚的斗争,斗争之余打扫厕所,这位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受不了,上吊自杀了。但第二天,设计院却挂出了横幅:“批判黄倩右派谬论大会”。在党委安排下,大会对死者批判道:“用死来软化群众博取同情,用死来威胁党,用死来否定党的反右的正确性和必要性,用死来洗脱自己见不得人的丑恶……”。11
自杀并不见得是因为懦弱。有的人因为见到与自己背景相同的人被划为右派后受尽凌辱,为免自己受辱而预先寻了死。有人因为亲人被斗争,不愿与之“划清界线’而宁可玉碎。有一位中学生因为说“苏联并不是真正帮助中国,他们把中国的鸡蛋、苹果、好吃的东西都运到苏联去了”而被检举,当局便责令其父“揭发”。父亲不愿伤害儿子,卧轨自杀。12
也有母亲因为孩子成为右派而自杀的。鸣放期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的秘书吉世林奉谢之命,写信给中国人民大学女学生林希翎,说谢欲在家中见她。后来接见时吉也在场陪同。林被定为“大右派”后,吉也受累落网。老婆离婚带走孩子,他被遣送老家农村监督劳动。老母亲见此,愤而上吊自杀。13【本站注:点击《林希翎·吉世林》】
一九五七年,学者蒋维乔已八十多岁。一天,他的儿子回到家中,告诉他自己成了“右派”,一番询问后,他当即说“我不想活了”。转身上了练功的小楼。待他儿子醒悟上楼,他已安静地死去了。”14
《新湖南报》(包括湖南农民报)的54名右派分子中,最早自杀的是黄德瑜。在一次批斗他的斗争会之后,他只穿著短裤和拖鞋出走,从此就失踪了,当时曾有多方寻找都没有找到……在农村监督劳动中自杀的,有欧阳楠。……李长恭在坪塘新生水泥厂服刑,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宣布是该厂的“三家村”成员,予以批斗,他很觉厌倦,就跳崖自杀了。……当年反右很起劲的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唐麟,此时却成为翻案的积极支持者了。……只是他此刻的支持起不了任何作用,翻案并未得手。而且他本人也自顾不暇,不久也跳楼自杀了。15
声讨刘宾雁的右派罪行……刘宾雁的好友戚学毅,以跳楼演出了“士为知己者死”的悲壮一幕。16【本站注:点击 戚学毅】
早在十年动乱之前,就已经有不少牺牲者了。例如著名的电影导演史东山。还有曾经担任过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著名女散文家杨刚,中共中央党校秘书长,著名文学理论家周文,以及新闻工作者洛蔚、麦招汉等,都是用自己的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7
朱学逵是北大中文系的优秀的毕业生……他趁人们都去午餐,五楼上仅有看管他的一位女同志在,他借口请假上厕所,立即将新婚爱人送的手表从腕上取下放在窗台上,自己迅即从五楼跳下去。18
海燕书店的老板俞鸿模(他出版过许多七月派诗文)是自杀的。19
对于1957年“反右”时自杀的人,当时都以“畏罪自杀”而论,人们不敢公开表达对死者的同情。在“反右”初期,知识分子对于之前历次政治运动中自杀的人曾有过一些反映,但这些意见最后都没有得到重视。1957年,“鸣放”开始时,人民日报记者林钢写过一篇《冰心对我党整党的一些看法》,冰心在谈到“肃反”时曾说:“这太过了。许多做法是违反宪法的。有些人自杀了。这不是平常的损失,这是我们队伍,向科学进军的队伍中少了一些人。”20
民盟中央的陈新桂在《对过去几阵暴风雨的批评和建议》一文中,也谈到了对历次政治运动中自杀者的评价。他在第五条建议中说:“在运动中自杀的人,当时都被说成是‘畏罪自杀’,这是很不公平的,应深入调查,如是畏罪,应指出罪在那里,如是畏逼、畏斗自杀的人,政府应恢复其名誉,照顾其家属生活。”21 为此,陈新桂后来成了著名的右派。
1957年自杀现象的大量出现,可以看做是一种无奈的抗议行为,这也是为什么不断出现自杀现象,但同样的事件却还在屡屡发生的原因,这也可能与中国知识分子“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有关,到了1966年的“文革”,这样的事件更达到了高峰。
以下是1957年官方内部通报过的29起自杀事件,发生的时间前后约两个月时间。需要说明的是,1957年发生的大量自杀事件是没有报道的,这些作为内参上报的案例,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在这29起自杀事件的报道中,因一般社会问题引起的只有两起,其余全部是因为政治运动所致。
1957年2214期13页,《清华大学学生“放”的劲头不足》:认为最近学生中陆续发生的六起自杀事件,作为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者的团组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57年2215期27页,《武汉医学院被迫停课情况》:对在运动中自杀身死的学生刘卓勋应做出结论,如是冤屈而死,应做好善后工作。
1957年2216期52页上的一篇报道中说:200多个归国华侨学生,斗争了80%,已有一个归国的华侨跳楼自杀。
1957年2218期13页,《天津大学掀起了大字报风潮》;有一个叫周树仁的女学生在肃反中投河自杀了。同期另外一篇文章中说:党员秘书丁猛一口咬定是某某公务员偷窃的,逼得那个公务员自杀,被救后变成了神经病。
1957年2219期12页,《天津大学许多学生贴出大字报追查于逢自杀事件》其中提到在肃反时:于逢先生的人格被污辱被损害了,……于先生终于被迫自杀了。
(未完: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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