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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现在的位置：教育·文史哲＞重读历史＞文革研究＞谢泳：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的自杀问题 P.7. | | 您好！今天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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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学者：谢 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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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革”大事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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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中的毛泽东与江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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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与江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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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庐山上的毛泽东与江青 | |
| 【历史实证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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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 泳 |
| 作者：谢 泳 来源：爱思想网站（2010-03-04发布该网站） （本页浏览： 人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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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革”期间的情况（续前页）
沉乃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66年10月6日自杀（服毒）。“凌晨，哲学系教授沈乃璋在家服毒自杀身亡。生前，沈曾被点名批判、抄家”。41
1966年3月17日，北京大学中文系62级学生沈达力自杀。沈生前被打成“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动学生。42
1966年10月18日，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自身杀身亡。43
1966年12月12日，北京大学：“宣传队上报的《演示文稿》说：‘自清理阶级队伍以来，北大自杀了17人。’”44
1966年10月17日，北京大学：“原北大常委、教务长，校文革常委、斗批改委员会负责人，中共新北大领导小组负责人崔雄昆于16日晚从清队集中地28楼出走，今日晨，发现他死在校内红湖游泳池内。工宣队的演示文稿说：“经法医检查，是投水炸肺自杀身亡。”45
1966年9月14日北大经济系学生杨复明，遭批判并被剥夺选举权后自杀。46
马连良，著名京剧演员。1966年12月16日自杀。
周小舟，湖南省委书记。1966年12月26日服安眠药自杀。
陈同庆，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1968年8月28日自杀（服毒）。
马寒冰，作家。服毒自杀。
李劫夫，作曲家。1976年自杀。
郭世英，1968年4月22日跳楼自杀。同日，张琴秋（纺织部副部长，茅盾弟媳，沈泽民遗孀）跳楼自杀。
顾圣婴（杰出女钢琴家），生于1937年，“想起顾圣婴，是一个极偶然的机遇。那天参加局里组织的新春联欢会，地点在湖南路上海交响乐团的排练厅。嗑着瓜子，喝着清茶，伴着一片欢声笑语，我猛然想起了31年前，同样的1月份，同样的地点，发生了一场当时司空见惯的批斗。
批斗的对象正是顾圣婴！这是一段时间以来对她的揭发、批判的一个新高潮。她被勒令跪下‘认罪’，她又被一精壮男子狠狠抽了一个耳光……不堪凌辱的少女顾圣婴当晚就与母亲、弟弟一起开煤气自杀了。”47
良卿法师，文革中自杀。48
薜寿虎（1937-1967）男，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可能是1959届，在校时成为学生右派，其父也是右派。但因其态度较好，且右派言论不重，仍然分在上海，不能教语文，只能教体育。薜长得很英俊，也很有才华，美术很好，学校的宣传画、美术字常常由他包办。他太太是上海护士学校毕业（中专），分到贵州，不习惯当地生活，回到上海一直没有工作。与薜结婚后，生了两个儿子，都天真可爱，长得也很漂亮。马鞍山煤矿到上海招工，薜妻愿意去，薜也愿去，报名时隐瞒了右派身份。薜妻到马鞍山工作后，在办薜的调动时，马鞍山知道了薜是右派，便连他妻子一并退回，薜只好仍在北郊中学教体育。于是薜家仅靠他56元工资生活，他身体很好，爱人小孩也没有病，夫妻感情甚笃，其家族也无自杀病例。
但1967年下半年，薜寿虎被工宣队大会点名，说他至今还没有一张大字报，上窜下跳，是扒手式人物。薜自知难逃批斗，上午点名后，中午回家，即在家中厨房（两家合用，但别一家是单身汉不常用），用毯子堵好门缝，开煤气自杀，其妻与两个儿子（4岁、6岁）一起自杀，从现场看他是最后死的。他自杀后单位认定，属自绝于人民，还在校内开了批判会。据说薜成为右派与其父是右派有关系，因此他要让两个儿子一起死，以免以后也成为右派。49
1966年8月，刘克林自杀。“《大公报》中左右两派记者中，到了五七年、六六年，大多难逃厄运。其中自杀者不乏其人，都以无论左、右派身份归于‘大同’了。其中范长江、杨刚、孟秋江……最后是刘克林，都是一个下场。”50
施济美自杀。“听说她在文革中自缢”。51
姜永宁，乒乓球运动员。“队员们出操去了，姜永宁把造反派勒令他们打扫的厕所擦得干干净净，便独自走到四楼的一个房间里，人们回来发现姜永宁失踪了，便到各个房间去寻找，他的朋友王锡添看见他站在窗口，以为他要跳楼，便含泪隔着门大喊：‘姜永宁，你不要想不开，不要做胡涂事。’但姜永宁仍纹丝不动。人们打破玻璃跳了进去，姜永宁吊在窗口，已经断了气，那绳子真像他说的是勒在耳后，舌头没有吐出来，样子一点也不难看”。52
“当爱妻陈素（时任省总工会副主席、1938年参加革命）被迫自杀后，当17岁的儿子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10年后，他那愿供祭坛的牺牲精神才‘消失’了。”53
陈传纲（复旦大学副校长）1966年自杀。方式：服大量安眠药。54
“而敬业育人的蒋荫恩先生则在‘文革’期间上吊惨死”。55
阎简弼，学者。“当年从燕京转来清华，曾与我在一个教室里听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后来院系调整到东北去，听说在劳动中撂下铁锨钻进了一辆正开始中的大卡车的轮底。”56
“我说我想去拜望一下顾炎武研究者黄少荃，徐惨然地说，不久前他刚刚悬梁自尽，你已见不到这个人了。”57
“校内运动同大字报、大辩论开始，升温为武打式的斗争会，许多人经受不起这种身心交加的摧残和侮辱，纷纷自杀或逃亡，江隆基校长就在这种形势下自杀身亡”。58
顾准的妻子汪璧“在家中吞服了大量消毒用‘来苏尔’药水，顿时倾倒在地上。由于‘来苏尔’剧毒，她的死状极惨……晚上高梁回家，敲不开门，从邻居家爬进自己家里的窗户，这才发现他们亲爱的妈妈已经气启绝身亡。书桌上留有她笔迹颤抖的遗书：‘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59
“说实话，我当个公安部长也并不安全，也是朝不保夕的。我曾亲眼目睹前任部长李震，自杀在一个防空洞里，而两个副部长同时在我眼前被中央警卫部队逮捕……”60
“他们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佟霭成，反而‘找’回来两大挂包的野菜和山韭菜。几天后，二队的推土机在那土地上推平场地盖房子，才发现佟霭成是用自己的裤腰带，把自己吊在一棵小树上，结束了他那悲惨的人生旅程。”61
“一位难友，是独身回来报效新中国的归国华侨。在饿得毫无办法时，他给在英国的老父亲写了信，这位老父亲从伦敦给他寄来了几桶奶粉。队长和指导员就说他‘丧失了国格’‘破坏了新中国的政治影响’，对他开了‘批判会’。他觉得这是对他的莫大凌辱，而‘士可杀不可辱’，遂在黑夜中投井而亡……62
“听她谈到一个志在科技且极富才华的友人，因出身而被分到了不相干的大学，一次郊游中，水性极好的这年轻人，竟头也不回地向滇池深处游去。此后亲友将他葬在高压线路下，高压线路即其时所能找到的‘科技’象征。这故事让我脊背发凉，悚然于那‘头也不回’的冷静决绝。但细细一想，这自杀也不免奢侈。更多的同类甚至不能得到这样的自杀的理由。”63
孙笑林，珠江电影制片厂编剧，1964年大学毕业，1967年上吊自尽。64
黄玉中，珠江电影厂演员，归国华侨，1968年跳楼。65
杨端六，武汉大学教授，1966年自杀。“田汝康受到严重迫害，割静脉自杀，幸而被及时发现才保住性命。”66
郭仁杰，复旦大学哲学系总支副书记。1967年“上次‘解放’的主持者郭仁杰已被关押审查，正在度过他自杀前的最后几个月。”67
“匡医生，她是上海瑞金医院的内科主任医生……1966年春天，她也被批斗了。因为忍受不了这样的侮辱，回家以后，在自己的血管里注射了一针空心针，自杀身亡。去世的时候，还不到50岁。”68
“1966年10月，杨兆龙之妻沙溯因不堪忍受长期的委屈与压抑，含冤自杀。”70
“谈到他们的许多‘一二•九’老同学，早年牺牲的黄诚、王文斌、纪毓秀，还有‘文革’中被逼自杀的孙兰（韦毓梅）——那个被母亲称为‘我们的阿平’的敌占区红衣女县长。”71
“在场的历史学家刘子健，其两位兄长已在运动中双双夫妇自杀了”。“钟敬文女弟子朱家玉是蹈了渤海……”72
吴恕求，男，1925年12月出生。1948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1955-1957年在苏联莫斯科大学。南开大学外语系教授。1966年7月9日服毒自杀。73
陈天池，男，1918年7月4日出生。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49年获美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博士。南开大学化学系三级教授。1968年12月20日自缢身亡。74
孙兆禄，男，1919年出生。1946年毕业于成都燕京大学，1951年毕业于南开经济研究所（研究生）。南开大学经济系讲师。1969年1月24日跳楼自杀。75
孙凤池，男，1929年11月29日出生。1956年月日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南开大学数学系讲师。1971年4月25日自缢身亡。76
在吴兴华工作的北京大学西语系，1968年，吴兴华自杀两年以后，在新的整人高潮“清理阶级队伍”中，这个系又有三位老师在被整后自杀。他们是德语专业的徐月如和程远，西班牙语专业的蒙复地。77
李大申，男，上海市北郊中学68级高中学生。因向“中央文革”写信表达对“文革”的异议，以“反革命罪”被判8年徒刑。1975年刑满出狱。因“反革命分子”和“刑满释放分子”背景，被再次诬陷偷窃，于同年跳楼自杀。年仅26岁。78
“我那天就选了乍浦路桥过河。河面不宽。我骑车，已经在下桥，突然听到一声响声。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发现身边前前后后的人，都往前冲。我马上下了车。前面是原曙光新闻电影院（后来的外贸会场），在七层楼的底层。只听见人们在说，跳楼了！有人跳楼了！文革中上海跳楼自杀很普遍，这栋乍浦大楼也是自杀者经常去的地方，主要是1966年。1975年底自杀已经很少了。 79。
但这是王祖德一家的遭遇：这时候，王祖德他还不知道，因为这样一句议论毛泽东健康的话，使他们一家已经和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王祖德的小妹妹王祖华，当时是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因此被牵连，被说成是“反动学生”，受到“批斗”。她不能忍受人格的污辱，对着疾驰的汽车撞上去，自杀了。 王祖德的母亲张启行，当时58岁，同济大学的红卫兵到她家里打她，逼她。她无法承受这样的伤害：她的大儿子被“隔离”，她的丈夫被“隔离”，她的二儿子是“反动学生”，她的小女儿已经自杀。张启行终于在东昌路家中的阁楼上服毒自杀。因为家中无人，被发现的时候，她已经离世几天了。
王祖德的父亲王熊飞，当时60岁，他在同济大学儿子的“隔离室”中被关了一段时间，又被带回他所服务的卫生院继续被“隔离”。他与外界隔绝，始终没有他所惦记的家人的消息。有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并不认识他的人，告诉了他东昌路一家人的悲惨故事，也就是他自己家的故事，他这才知道自己日夜思念的妻子和小女儿已经自杀，大儿子被逮捕，于是，在自己的“隔离室”中，他上吊自杀了。那是1969年。
在上海，在1968到1969的这一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根据一份“内部”的统计材料，这样在饱受侮辱和折磨后自杀的人，有一万多人。
胡山源在1974年5月2日写周瘦鹃时提到：“以后我一直没有和他通信。我回江阴长住后，听说他已投井自杀，最近，又听说他的长子自缢，我只有长叹，说不出什么。”
1974年8月25日金仲华时说：“三五年前，忽然听说他自杀了。为了什么，我一点不知道。”79
谢蔚明在回忆“文革”中的文汇报时说：“上海文汇报划右的20余人，包括当年跳楼自杀的梅焕藻、江显良均获改正”。80
（未完：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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