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您现在的位置：教育·文史哲＞重读历史＞文革研究＞谢泳：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的自杀问题 P.6. | | 您好！今天是： | |
 |
 |
|
| 著名学者：谢 泳 | |
 |
|
|
【地方“文革”大事记】 |
 |
|
| “文革”中的毛泽东与江青 | |
 |
|
| 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与江青 | |
 |
|
| 1959年庐山上的毛泽东与江青 | |
| 【历史实证研究】 |
 |
|
作者：谢 泳 |
| 作者：谢 泳 来源：爱思想网站（2010-03-04发布该网站） （本页浏览： 人次） |
| （点击这里：承上页） |
3、“文革”期间的情况（续前页）
岂止是北大，作家叶永烈在记述贺绿汀老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说，就在傅雷夫妇自杀的那些血雨腥风的日子里，单上海音乐学院系主任一级的教授，自杀的就有5位。他们是：指挥系主任杨嘉仁（妻子程卓如副教授同行）；钢琴系主任李翠贞教授；管弦系系主任陈又新；民族音乐理论系系主任沈知白教授。 还有著名评剧演员小白玉霜。还有河北梆子青衣泰斗韩俊卿……她小时候多受苦难且不幸缠足，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的造反派当众逼她脱下鞋袜，露出“小脚”，又逼她走在煤碴路上……韩俊卿回家就喝了敌敌畏，她唯恐死不快，死不了，又加上一大包火柴头！
“文革”将收场时，天津一位中医老大夫告诉我，天津的自杀有一阵子成风……市委副书记王亢之带头的。接着他对我谈到他亲自目睹的一些事——1966年八九月间，在红色风暴刚刮起来的日子，这位老大夫常常走过市区海河上的解放桥，经常看见有尸体从河面上漂过，如果站立的时间长一些，还会见到两具三具。
作家白辛，在1966年9月的一天，看到别人被批斗，受蹂躏的惨景，虽然当时还没有冲击到他身上，但想到自己曾因创作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已被江青点名之后，便对身旁的朋友说：“我可不能让他们这么折磨我，我决不受这份罪。”第二天，他带上一瓶酒，一听罐头，一瓶敌敌畏，来到松花江上一个无名小岛，壮烈而潇洒地走了……季羡林在回忆“文革”时，对于发生在这个时期的自杀现象曾有特别的感慨，他说：“我首先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北大自杀的教授和干部。第一个就是历史系教授汪某人。‘文化大革命’开始没有几天，革命小将大概找上门去，问了他若干问题，不知道是否动手动脚了。我猜想，这还不大可能。因为‘造反’经验是逐步总结、完善起来的。折磨人的手段也是逐步‘去粗取精’地‘完善’起来的。我总得印象是，开始是‘革命者’的思想还没有完全开放，一般是比较温和的。然而我们这一位汪教授脸皮太薄，太遵守‘士可杀，不可辱’的教条，连温和的手段也不能忍受，服安眠药，离开人间了。他一死就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打倒‘反革命分子汪某’的大标语，赫然贴在大饭厅的东墙上，引起了极大震惊和震动。
“汪教授我是非常熟悉的。他在解放前夕冒着生命危险加入了地下党，为人治学都是好的。然而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我实在不理解。但是我同情他。
“第三个我想到的人是中文系总支书记程贤策。对他我也是非常熟悉的。他是解放前夕地下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后来担任过北大学生会的主席。年纪虽不大，也算是一个老革命了。然而他也自杀了。他的罪名按逻辑推断应该是‘走资派’，他够不上‘反动学术权威’这个杠杠。他挨过批斗，‘六·一八’斗‘鬼’时当过‘鬼’，在校园里颈悬木牌劳动也有他的份。大概所有这些‘待遇’他实在无法忍受，一时想不开，听说是带着一瓶白酒和一瓶敌敌畏，离家到了西山一个树林子里。恐怕是先喝了白酒，麻痹了一下自己的神智，然后再把敌敌畏灌下去，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我想到他喝了毒药以后，胃内像火烧一般，一定是满地乱滚的情况，浑身就汗毛直竖，不寒而栗。
“我还想到了一些别的人，他们有的从很高的楼上跳下来，粉身碎骨而死；有的到铁道上去卧轨，身首异外而死。这都是听说的，没有亲眼见到。类似的事情还听到不少，人数太多，我无法一一想到了。每个人在自杀前，都会有极其剧烈的思想斗争，这是血淋淋的思想斗争，我无法想下去了。我的思绪在时间上又转了回去。我想到了很多年前的五十年代，当时两位教授投未名湖自尽。湖水是并不深的。他们是怎样淹死的呢？现在想来，莫非是他们志在必死，在水深只达到腰部的水中，把自己的头硬埋入水里生生地憋死的吗？
“差不多同时，一位哲学系姓方的教授用刮胡刀切断了自己的动脉，血流如注，无论怎能样抢救也无济于事，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慢慢地痛苦地死去……
“我从来没研究过自杀学，可现在非考虑不行了。我原以为离开自己很远很远、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现在就出现在自己眼前了。我决无意于创建一门新的‘边缘科学’，自杀学或比较自杀学。现在是箭在弦上，非创建不行了。凡是一门新兴学科，必有自己的理论基础。我在别的方面理论水平也很低，对于这一门新的比较自杀学，我更没有高深的理论。但是想法当然是有一点的。我不敢敝帚自珍，现在就公开出来。”25
“文革”中自杀现象的一个特点是极大的普遍性，在一个时期内，它具有弥漫性。以下是一些具体的事例：
“田保生是我在国民党外交部同事多年的老友。…….不幸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十年浩劫初期，又遭受严重冲击，1966年8月28日，他因不堪‘造反派’的百般凌辱，与夫人双双含冤而死。”26
“李克俊，是总编室的一个职工。……1955年6月下旬出版社迁景山东街之后不到10天，他自杀了，据说是出了什么问题，可能是胡风问题吧；而刘佛谛，上通县师范，他是第十班，我是第十二班……因为他于1969年初寻了短见，喝敌敌畏，中毒而死……”27“说起这事还要提到我的早已去世的老友郑伯彬。他和徐盈在1957年遭受同样的命运。徐对‘斗争’的回答据说是一言不发，而郑的回答是9年后——1966年，自己结束了生命。”28
“父亲在遭受了一帮军内造反派的一顿毒打后，一个人狼狈不堪地回到家里。……进门后，他一头冲进厕所里，好半天没有开门。开门后，我的妹妹闻到了一股敌敌畏的味道……他一个人走了。”29
“1967年夏天，母亲写信告诉我，说梅萍自杀了。”30
“北师大围剿‘五一六’之时，王德一受到诬陷，被逼自杀。这是钱瑗一生中所受最大打击。”31
傅洛焕是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教授。他是清史专家，当时还任历史系副系主任。在遭到大字报和“斗争会”的攻击后，1966年6月，他在北京陶然亭跳湖自杀。中央民族学院去收尸的人说，他们看到，傅洛焕的尸体在湖上浮起时，面朝下，是趴着的……在故宫旁边的筒子河里，常常有尸体浮出。
作家老舍在1966年23日，遭到残酷的“批斗”。第二天，1966年8月24日，老舍在北京西城区太平湖投湖自杀。据说在老舍死后，太平湖还自杀了很多人。但是无从得知他们的姓名。32
在北京第八中学，在1966年夏天，历史老师申先哲被殴打后自杀。两年以后，在新一轮的迫害名叫“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历史老师梁希孔，北京第六中学的历史老师焦庭训，都在那一时期自杀。33
吴晗的女儿吴小彦，在这样的迫害下，1973年神经错乱，1975秋天，“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吴小彦又被逮捕入狱。1976年9月23日自杀。34
北京第三中学的语文老师石之宗，1966年夏天在北京龙潭湖投水自杀。35
吴伟能，1953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因病未毕业，当历史系共青团总支书记，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办公室主任。文革中他曾经是“左派”，担任了历史系文革委员会主任。1968年11月4日晚上，吴伟能悄悄离开了“学习班”【本站注：据有关资料记载，在文革的“火线学习班”，他在1959年的某些言论被人揭发出来。有人说吴伟能说过“幸福公社不幸福”，说吴曾说过关于他的父亲在江苏北部的一个“幸福人民公社”没饭吃的事情。】他在圆明园东北角投水自杀。死后的第二天，北大历史系开了他的批判会，他被扣上“反革命”“叛党”（指自杀）等6顶帽子——虽然已经身死，不能前来与会。吴伟能的的尸体被发现时，圆明园的那个池塘里还有三具尸体，其中有一对夫妇是北京地质学院的，有一个是清华大学的老师。36
“此校开学未久，有一天我被通知明日去校报到，说明要我交待问题。校设香港路，到后在楼梯口碰见才能朋友李春佑（后来自杀），他见四周无人，暗对我说：‘要斗你了，当心。’”37
王达仁自杀。38
黄操良自杀。39
经济学家沉志远自杀。40
李琪，北京市委宣传部长。1966年7月10日自杀
吴天石（江苏省教育厅厅长）。
俞大因，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1966年8月26日自杀。
余心清，全国人大副秘书长。1966年9月4日自杀（切断动脉）。
（未完：接下页）
【相关链接】
| 【凤凰 · 我的中国心】“三家村”之邓拓  |
||
| （本站 2010-11-23 编辑转发 / 2018-01-07 更新） | ||
 |
友情链接： | 搜索本站更多: |
|
||||||||||||
 |
|||
版权所有©“教育·文史哲”网站 2003-2022 建议使用谷歌或IE9.0以上浏览器 | |
 |
||
▲ 关于本站及版权声明 | 联系本站 E-mail： yxj701@163.com | 信息产业部备案号:皖ICP备09015346号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