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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张维为的“一国四方”论 (2)· 应学俊 · |
| 作者：应学俊 来源：本站原创 本站编辑发布 （本页浏览-续博客点击数： 人次） |
【提纲】（可选择浏览） 一、点评张维为的“一国四方”论： 1、先说所谓“一国” 2、再说所谓“四方” 二、真正明白“中国做对了什么”，未来才能继续“做对”，才能持续发展 1、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 2、为什么这些事“做对了”？ |
二、真正明白“中国做对了什么”，未来才能继续“做对”，才能持续发展
张维为的“一国四方”论并不能解释中国迅速“崛起”的原因和制度因素。他还写过一篇《中国做对了什么？》的文章，同样也未能从逻辑和事实上破解这一课题。
不论现在还存在多少严重问题和发展瓶颈——但中国用短短30余年时间确实迅速“崛起”了，综合国力强盛了不少，的确该有个合理解释。
“前30年”中国一波三折，姓社姓资斗争不断，斗得无数百姓、官员无辜殒命，斗得国民经济水平落后于港台、韩国、日本等几十年（不说西方了），自然是因“做错了”很多而致；而“后30年”迅速崛起，中国一定确实“做对了什么”——而这些“做对的”事情，一定是导致中国“崛起”必无它选的因素，是有别于“前30年”的因素，亦即有别于张维为所列那些可以推出相反结论、自相矛盾的因素。让我们依据事实与逻辑进行研判。
1、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
“后30年”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而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呢？
其实，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摆在那里，以前“做错了”什么，后来“做对了什么”谁都清楚，唯独张维为故作高屋建瓴、大而化之，避实就虚，只字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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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上述“做对了”的事还有很多，无须一一列举。请问张维为，没有上述“做对了”的这些事，中国能迅速发展和“崛起”吗？用什么“一国四方”为“中国崛起”背书，符合事实和逻辑吗？(除“混合经济”没说错)
而上述“做对了”的一系列事情其实都有一个内在的核心逻辑——那就是“民主”核心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确认和回归，按客观规律办事而摒弃所有教条的“科学”精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张扬；国家的开放，正是符合了系统论的基本规律——僵化、封闭的系统必然逐步衰亡；以这样的理念，在政治经济体制上才有了不同程度的改革，这才是“中国崛起”的根和魂，是“中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笔者这里所讲的“民主”，并非某国的民主模式。各国具体民主制度、程度皆有所不同。但东西方绝大多数国家对“民主”核心价值和基本属性特征，是有“广泛共识”的，它不容被阉割，否则便不能称为“民主”了；没有广泛认同的概念内涵，这个世界的国家间也就永远无法对话沟通了。
认为“兼听”式的“协商”就等于民主的全部或主体，那是骗人的把戏，前文说过，连开明点的皇上也会“兼听”的。宋鲁郑在这个问题上倒说了句实话：民主，作为“一个有关政府构成方式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已经被广泛接受”。毛泽东在民主建设方面虽乏善可陈，但早在1945年还是承认并宣示：“当今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孙中山也断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民主早已不专属西方。
2、为什么这些事“做对了”？
为什么“民主”核心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确认和部分回归，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确认民主核心价值本身，就是按客观规律办事），中国就“做对了”许多事？这是必须论证的问题。亦即民主核心价值意义何在？
没有对平等、思想言论自由这些民主核心价值的确认，民间以及平民学者就无法具有与官方同等的话语权，思想言论被禁锢，某些教条和陈规就无法打破，中国就会依然僵化，在原地打转，几亿中国人的智慧就会被压抑。反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得以发表，才可能获得高层发现和确认（殊不知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做好坐牢准备的），并在全国开展大讨论，实事求是的精神才能重新彰显，才会有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这就是“平等、思想言论自由”等民主核心价值的意义所在。试想：倘若思想依然被禁锢，依然“这不能说那不能讲”，那就只有继续“按既定方针办”，继续“两个凡是”，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那还会有上述一系列“做对了”的事情发生吗？中国会有后来的“崛起”吗？这难道不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
国家的发展，国力的增强，必然要靠生产力的解放和提高。而在生产力诸要素中，“人（民）”是最关键的要素。“中国崛起”的全部过程告诉我们：只要稍稍将平等、自由、人权这些民主权利归还国人一部分，国人的创造力、生产力就井喷般爆发出来，这才有了中国在短短30多年就“崛起”——当中国公民有了相对的“自由”之身，当他们拥有了包括选择职业、选择居住地或工作地的迁徙自由，有了自主创业、勤劳致富等基本权利，这才会有几亿农民工自由进城务工这样壮观的历史画卷出现，这是何等的生产力！科技、资本固然重要，可没有“人”，没有几亿农民工，一幢幢高楼大厦、一条条铁路公路能神话般迅速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吗？民企私企创造出60%的GDP，这是何等的生产力！而这些都曾经被大一统的专制紧紧地捆绑着动弹不得！我们能不承认民主核心价值的回归是“中国崛起”和所谓“中国模式”之根和魂吗？
在同一个强势执政党领导下，为何毛泽东向往的“一天等于20年”不仅实现不了反而成了灾难，而在当今就能成为现实呢？难道不正是民主核心价值回归带来与此相关的改革所产生的奇迹？用经常与张维为一唱一和的宋鲁郑的话来说：“改革开放带来了两大崛起：资本与民众”，此话不错——可是没有民主的稍稍推进，如何能有这两大“崛起”，尤其是民众的崛起？君不见，没有了民主人权的充分保障，连“资本”也会纷纷“跑路”？——中国崛起的因素固然有多种，但是“民主”的部分回归，摒弃教条按客观规律办事，才是“中国模式”取得成就的根和魂。若论“中国做对了什么”——这才是做得“最对”的根本。
中国若要继续发展，唯有继续坚持上述“做对了”的方向，而不是“进一步退两步”。如此，才能保证生产力的继续解放、活跃和提高，才可能保证中国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回眸历史发展轨迹，舍此岂有它途？
3、“民主”并非万能神丹，但没有它却万万不能
袁世凯登上总统宝座后，极端厌恶民主，他说：“我给他们吃，给他们穿，还成天嚷嚷民主；民主民主，民主能当饭吃吗？”张维为、宋鲁郑也认为民主并非万能，有许多民主国家依然很穷。从此二人的一贯观点来看，他们诟病和抛弃民主的意图是显然的，对《社会契约论》恐怕也不以为然。他们笃信“强政府”的威权专制，宋鲁郑更公然声称他信奉麦凯恩的“国家至上”。可他们忘了中华文化中的“民为邦本”，如果没有“民”，哪有什么“国”？
诚然，在原本就是穷山恶水的国度，在一个文明开化程度还较低的国度，光有民主有时的确不能迅速让他们富裕起来，因为还需要科学，他们的发展之路会更长一些。
但是我们反过来假设一下，强权专制下，这样的国度就能迅速富裕起来吗？退而言之，即便天上掉下个又聪明又良善“一心为公”的“好皇帝”“大救星”，他们可能发展得会快一些——但我们难道能否认——任何“好皇帝”岂不都是因为他能客观上有点儿“民主”，从善、从谏如流而较少独裁专制吗？而我们还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世上不存在静止不变的事物——无数历史证明：“好皇帝、大救星”也会变得不好甚至很坏，没有民主，我们又如何保证“好皇帝”或好的强权统治集团不会变坏而使人民再次水深火热呢？难道不正是因为民主的缺失，才使得中国“文革”的发动者（据说原来也是“好皇帝”）无人可以制约而“和尚打伞”为所欲为酿成全国范围的长期灾难吗？多少无辜平民和并不太坏甚至有功的官员因此殒命而难以计数！
我们还能够设想，倘若在强权专制统治下，穷困的草民解决“生存”问题、文明有所提高后，难道他们会永远甘心做奴隶、当奴才而不主张与生俱来的权利要求吗？张维为难道不承认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为何小孩长大了，有文化了，却往往“更不听话”？因此，从人类天性而言，从强权专制转向不管何种形式的“民主”，应当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天下是人民的天下，非一人一集团之私产，人民是当然主人，“民为邦本”也是中华文化的“积淀”；人民选出自己的代表行使管理职能，管理者受人民委托行使管理权，必须受人民监督——正如习近平所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是的，人民正在看着，监督着。
中国“前后30年”的历史证明：在并非穷山恶水、并非不开化的“文明型国家”之中国，民主核心价值在一定程度上的回归和摒弃教条而按客观规律办事，打开国门（开放），让原本僵化的系统与外部世界实现交流融通，就是“中国崛起”诸因素中的根本因素，是中国“做对了”一些事的根本原因。而没有“做对”的许多事产生的种种阻滞发展的问题，“用脚投票”现象持续，也恰恰与“民主政治建设”停滞不前、甚至某种程度的倒退息息相关。
民主的确不是万能神丹，何况人们对民主政治本身还在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之中（如民主与民粹的区分和限制）。医生并不能包医百病，汽车的发明也使每天都有人葬身车轮下——但我们岂能因此否认医生存在的价值？我们难道会抛弃或禁用汽车这种交通工具？至少中国“前后30年”的历史证明：民主与医生一样，皆非“万能”，但若没有，却是万万不能的。
4、抓住“中国崛起”的根和魂，我们就有了真正的自信
中国人不是劣等民族，中国30余年就能“崛起”，充分展示了他们的勤劳、智慧、不怕吃苦，勇于创造，他们没有理由不自信。无须整天被教导“你们要自信”。
即便改革开放的许多创举或所谓“点子”并非都是“顶层设计”出来，而是“下面”的创造和设想，最终得到明智的高层允准罢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划时代文章的出现，也并非“顶层”的创举。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涉及八亿农民的重大改革，其实早在1950年代中期合作社刚兴起不久，面对大呼隆出工不出力，在一些地区就自发创造出来了，只不过毛将此视为“资本主义”眼中钉肉中刺不断打压才无法推开，八亿多农民的生产力就是这样被专制束缚住的。再看乡镇企业、私企民企、深圳特区的破冰建立等许多改革创举，都与农村改革的过程类似。翻翻那几年中央文件便会一清二楚。中国人有丰富的智慧，就看能不能给他们以创造的自由，看能不能允许他们回到“主人”的地位。中国人怎么会不自信？
如果说中国人也有失掉自信力的时候，那都是“坏皇帝”给闹的——不论是清末，抑或上世纪的大饥荒和“文革”等严重灾难、动乱肆虐。看着别的国家一天天发展，港台、韩国、日本等（不说西方）经济腾飞，中国人自己却依然被专制限制死死如戴镣铐，这不能说，那不能做，动辄批斗，专政、坐牢、枪毙，多少宝贵时间和发展机遇被白白断送！中国人的自信心被“坏皇帝”弄得七歪八扭，想自信而不得。
中国人绝对有自信，只要紧紧抓住“民主”核心价值和按客观规律办事、摒弃教条，发扬科学精神，深化改革，只要国人能够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动辄“被做主”“被精神病”“被寻衅滋事”、被屈打成招；只要有平等、自由、公正的环境，只要每个人的人权获得充分保障，万类霜天竞自由，民心得以舒畅和凝聚，他们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就会获得进一步的迸发和提高。谁都希望国泰民安，谁都乐见国家进步、发展。
张维为的“一国四方”论，不仅逻辑有误，而且片面地只说“光鲜”而无视阻滞发展的诸多严重问题，大而化之，少接地气，故无法解释“中国崛起”核心原因和根本要素，它只能为弊端做似是而非的虚假背书、立言——而不是“中国崛起”和真实的“中国模式”正确阐释。这样的文章，对中国发展不仅无益，甚至有害。
张维为认为按他的“一国四方”论走下去，“更精彩的故事还在后面”——但笔者却以为恰恰相反，综上所言，若按此种“一国四方”论执意而为，中国的下一步必然“做错的”会多于“做对的”，以致最终断送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前程也并非绝无可能。历史的步履从不因某些人的意志而改变，它的轨迹自有法则——此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常”就是“道”，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我们拭目以待。
欢迎张维为反驳本文。□
（全文完。点击这里：返回前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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