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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鲁郑系列价值观之批判· 应学俊 · |
作者:应学俊 来源:本站原创 本站编辑发布 (本页浏览:人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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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是,尽管我国民主建设问题还很多,道路很曲折,对民主基本特征的认识和认定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商榷——可执政党何曾像宋鲁郑这样公然兜底否认民主的核心价值?何曾宣称过“民主不适合中国”?
宋鲁郑如此价值观不值得批判吗?这难道不是公然诋毁执政党的民主价值观宣示?这是维护执政党还是在“挖坑”?
三、宋氏关于“政权合法性”的价值观是有害的
在论及执政合法性时,宋鲁郑说“中国传统上,政权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执政绩效基础之上的”——这就是说,“中国传统”是不追问政权来源合法性的,只要“执政绩效”好,就是“合法”的。他的论据是“中国历史上的唐太宗李世民、明成祖朱棣、西汉末年的王莽,从程序上讲,三者权力都不具合法性,但由于李世民和朱棣创下罕见的文功武治(应为“文治武功”——笔者注),而成为后世典范。李世民更被视为自孔子以后数一数二的伟人。而书生式政治家王莽由于实行脱离实际、效仿周朝的改革,一败涂地,民不聊生。他篡位之举也就被历史完全否定,成为千古罪人。”
宋氏以他口中的所谓“中国传统”,再次宣扬成王败寇丛林法则,片面宣扬“执政绩效”以及“唯GDP论成败”的所谓“合法性”形而上学观点,以中国古代历史中屈指可数的例子来掩盖中国传统上其实非常注重执政合法性的事实。
事实是,历史上屈指可数的篡位帝王,有的尽管曾有过一段时期的“执政绩效”甚至堪称“盛世”,但他们篡位行为的性质必然还是腐朽的封建皇权制度孕育的病态和血流成河的惨剧,从来没有成为“后世典范”(尽管这也是文化糟粕)。除农民起义推翻前朝统治,如果中国传统不注重政权合法性,就不会有家天下皇位父子相传的“政治规矩”,也就不会形成“谋逆篡位”被公认不合法的舆论,且谋逆失败者皆获满门抄斩株连九族的下场。即便陈胜吴广起义,也还是要借政权合法性之“传统价值观”说事儿:“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岂有中国传统上不注重政权合法性而只看“执政绩效”一说?诚若是,为何即便篡位登基的帝王,谁不以种种理由或借口宣示自己“造反篡位”的正当合理性(即合法性)?有谁会愚蠢到漠视执政合法性而仅以“执政绩效”代之?查考一下,王莽篡位的事实和他的所谓“执政绩效”,历史上何曾混为一谈?
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是宋鲁郑惯用的诡辩伎俩。
中国封建政治传统,皇帝立太子为“储君”的所谓“政权合法性”规矩,这固然属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封建糟粕,但又恰恰说明中国并不是一个不关注“政权合法性”的民族。当今执政党也还是注重政权合法性的,所以总是宣示“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或所谓“历史的选择”,而并未如宋鲁郑那样愚蠢地抹杀政治合法性追索的存在,仅用所谓“执政绩效”代之。
而更重要的是,宋鲁郑用所谓“执政绩效”作为“政权合法性”的判断标准是极其片面、靠不住的、对国民和执政党都是有害的。因为,前专制独裁的苏联和希特勒德国等,他们也曾有骄人的令举世瞩目的“执政绩效”,“崛起”得简直令世人震惊,“苏联”更曾是我们的“老大哥”。但正是由于他们的“执政绩效”是建立在独裁专制和千百万人白骨之上的,所以这样的所谓“执政绩效”和所谓“崛起”终难持续而归于一朝轰然垮塌——殊不知,其实正是政权合法性出了大问题,正是政治道德价值追求和政治伦理出了大问题,其“执政绩效”并没有成为人民幸福的来源和依靠,没有成为政权稳固运行的基石,最后终于民心尽失,导致帝国轰然垮塌并引发多米诺骨牌连锁效应,自己成了自己的掘墓人。
历史证明:一时的“执政绩效”无法与“政权合法性”划等号,历史终将做出裁判。宋鲁郑片面宣扬他的以“执政绩效”替代“政权合法性”的价值观,难道不是有害甚至是危险的?历史的前车之鉴难道那么容易被忘却?
由于宋鲁郑某些“兜底”的价值观出了问题,所以就出现了一系列的价值观错误,比如宋氏公然宣扬他奉行麦凯恩的“国家至上”主义,于是就有了“大众贪欲”乃至实质上的“国贵民贱”、“民主不适合中国”等一系列难以立论的价值观。这些,当另文再论。先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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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 2017-01-20 编辑转发 / 2017-03-25 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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