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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鼓励给他献上“红卫兵”袖章的中学生红卫兵宋彬彬“要武嘛!”——“圣旨到——”北京出现文革抓人、打死人的高峰,全国真的全面“要武”——武斗一发而不可收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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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反 思· |
我们的精神坎陷 |
作者:王 康 信息来源:爱思想网站(2009年)等 本站编辑转发 (本页浏览:人次) |
【本站按】“坎陷”者,塌陷、陷坑之谓也。古书有云:……“掘八九尺深,忽坎陷,古墓也”。中国人的“精神坎陷”何在?当今人们谓之社会“道德滑坡”就是因为“改革开放” 所致?笑话。王康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有基于史实的较好阐释。值得深思。 王康,生于1949 年——所处时代使他成为一个宿命论者和天生的理想主义者。大学期间以其独具风骨和才华成为西南最高师范学府自1957年来第一个学生文学社社长,并因此自决于中国式经济仕途及学院翰林之外。耿于沉思,疏于著述,不求闻达,不意被封“民间思想家”。 本站虽未必能完全赞同王康先生本文后半部分关于“文化决定”的某些观点(在“编后话”中会有所阐述), 但起码王康先生的论述、对文化专制主义的鞭挞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和厚度,这肯定是值得关注和思考的。 |
我希望将来像康德与歌德那样伟大的德国人,不仅时常会被人纪念,而且也会在公共生活里,在人民的心坎里,以及通过对他们所矢忠的伟大原则的实际遵奉,而永远受到尊重。——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不回德国的声明》1933 年3月10日,美国帕萨迪纳
在爱因斯坦发表这则声明两个月后,柏林大学成千上万名大学生在菩提树下大街开始焚烧康德、歌德、弗洛伊德,茨威格、纪德、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和爱国斯坦本人的著作,新上任的纳粹宣传部戈培尔博士——全世界第一任宣传部长——在灰烬的余焰中声称:这火光不仅意味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这火光还照亮了一个新时代。
以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为首的德国纳粹确实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在他们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浩大进军背后,从焚书堆到焚尸炉之间,仅是一步之遥。
焚书是一件特别重大的精神暴行,当一个新政权用焚书行为向世界宣战时,它行将带来的,要么是一个千秋帝国,要么是万劫不复的黑暗。
1938年4月30日,奥地利萨尔斯堡,纳粹青年团员参加焚书。在纳粹德国,公开烧毁非 |
如果不是因为希特勒的过度狂妄,由于对犹太民族的过度残忍以至招致战争和道义的失利,第三帝国很可能如其缔造者构想的那样,代表着德国的某种复兴,一直存活到现在。
1946 年,83 岁高龄的德国史学大家梅尼克发表了《德国的浩劫》。作为一个挚爱祖国历史文化的知识分子,梅尼克对异族的占领深感沉痛,而对纳粹党徒强加给德国的堕落和耻辱更加厌恶。第三帝国曾使全体德国人“沦于内部的异族统治之下,它之钳制人们的灵魂,要比外来的异族统治强烈得多,它们可以以谎言欺骗和弄虚作假,投我们之所好而把它自己扮成伟大的民族成就的代理人。”他追问道:一个民族即使征服和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的灵魂,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柏林的废墟中,梅尼克和其他第一流的德国知识分子都希望重新安排德国的灵魂,它的整体轮廓虽然还很模糊,却是可以直接感受到的,“那就是对于一切的善都有其神圣的根源这一信仰。对于永恒、对于绝对的敬畏,承认良心是我们道德生涯中的太阳”。德国的未来应该诞生于重新倾听和诵读巴哈、贝多芬、勃拉姆斯、歌德、荷尔德林、莫里克、麦耶和里尔克,重新欣赏和凝视莎士比亚、雨果、托尔斯泰、米开朗基罗和拉菲尔。当德国重新沉浸在这些灵心善感的精神世界时,才会在山河破碎和历史浩劫之余,“感受到某种永不破碎的东西、某种永不消殒的力量。”
我们的精神病痛曾经远甚于德国。
我们迎头撞上的二十世纪,正是中国精神年表空前紊乱,无数精神先驱在东方式的焚书暴行中“遗恨塞乾坤”的时代。引领风骚、宰制天下的除了异常强悍而陌生的物化力量,还有一整套来自异族的新世界观、国家观和历史观。此乃中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大的变局。
五十年代,新政权在最需要常识和理性以建设新国家时,却将近百万知识精英加以诱害,加以公开践踏。这是中国两干多年以来最严重的“焚书坑儒”——其始作俑者甚至公然自诩超过秦始皇“一百倍”。这次事件,其用心之险恶阴毒,其手段之卑鄙无耻,对于一个几千年来景仰道德,服膺气节的国度,其在精神上的沦丧和毒化,不啻抽掉整个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基石。更严重的是,这场以知识界为目标的“反右运动”开辟了青年学生和普通群众参与精神围剿的恶例,诱迫部分国人——最终几乎全体民众一一参于从兹开始长达几代人的政治迫害和精神围剿。它使中国知识界的天然母体不复存在。又使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完全封闭,中国文化的大悲剧——中国精神生命和民族生命的分裂——从此开始。
不到十年后,几乎全体中国的性灵良知又一齐跌入深渊。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明浩劫之后,中国在时间上中断了向自身伟人传统请教、在空间上与西方主流文明对话的正道,坎陷于四顾苍茫、一无凭籍的精神荒原。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公开鼓吹并大规模长时期实行中国人对中国人的侮辱、斗争、镇压、专政,中国传统道德、伦理、文化的统绪和土壤几乎荡然无存。其为害之烈,恐非鸦片战争以来外族列强加于中国的直接伤害所可比拟。一种内部的异族统治在精神和道德上对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和精神可能造成的损害,莫此为甚。
“这个历史的大逆转一直逆转了二十多年。尤其可惜的是,我们永远失去了中国上百年来用血汗和泪水培育起来的一批明达之士!”(李慎之)这些明达之士直接面对的是肉身的凌辱、人格的摧残。中国文化的主要缔造者三千年来从未遭受如此深巨惨烈的奇耻人辱。
相比之下,当年纳粹德国还有容未认同国家社会主义的指挥家理查德•斯特劳斯、剧作家霍普特曼、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一席之地。物理学家普朗克在纳粹科学院将爱因斯坦公开“开除” 时,可以同样公开为后者辩护而不受任何惩罚:“爱因斯坦先生的作用只有开普勒和牛顿的业绩才能与之媲美。我之所以要首先讲清这一点,为的是使我们的后代免于产生一个错觉,以为爱因斯坦先生的科学界同行连他在科学上的重要地位也没有完全领悟。”
“文化大革命”对人本身的进攻使古今中外的精神暴行相形见绌。中国先哲深谙文明的脆弱,他们坚持的第一道精神防线乃是“人禽之辨”,因为人与禽兽之间只存“几希”之距。对中国人而言,“有亡国,有亡天下。改姓易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之相食,谓之亡天下”(顾炎武)。“文革”就是中国人最深以为惧的“亡天下”,彻底的礼崩乐坏。
经历了“反右”、“文革”、“亡天下”的中国,其精神坎陷之深,决不是一次改姓易号式的政治审判所能填补,更不是一场以权力和金钱的神圣联盟为主轴的经济爆发可以超逾的。
直到今天,十九世纪的一名普鲁士哲学家、一名英国工厂主,一名俄罗斯职业革命家和一名格鲁吉亚出生的暴君野合而成的“思想”还被尊奉为中国人的国家原则,中国之为中国、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全部传统、道德、文化、礼仪以及中国几千年来立于天地之际的风范、衿式、气象和神韵仅仅作为我们精神坎陷的虚饰缀物,继续历史性地外化于民族生命。仅仅从被批判被糟蹋被焚毁的绝境上升到了可资利用的地位。以至张艺谋—类完全不懂中国文化的电影导演,在向“焚书坑儒”始作俑者献媚后,又率领一班坐台小姐式的女演员,在雅典奥运会令人叹为观止的哲学——艺术盛典后,竟敢把一出低俗表演称为中国文化艺术的代表之作,我们精神的坎陷可见一斑了。
勿需细论,只要把奥运奖牌的飚升和诺贝尔奖的继续缺失相比较,只要把中国GDP 总量与死刑总量相比较,当可看出,中国确实更加强大了,甚至太强大了——在物质上,中国也更加贫困了,也许太贫困了——在精神上。
与德国不同,中国的“封建法西斯”没有力量,也没有那份狂妄向人类文明直接进行军事挑战,从而因为战败而被胜利者强行剜去其精神上的毒瘤,中国的浩劫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去承受,去消解:横逆而来长达数十年的精神迫害和心灵创痛只能由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去隐忍,去净化。
这是一件几乎超自然超人力艰难使命,其无奈、寂寥、英勇和微茫,古今中外未为有也!
熊十力曾在无限孤独的暮年作一世哀叹: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向学之青年,后顾茫茫……即令如此,这位中国现代新儒家最富原创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望于未来: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游乎广天博地之间,将为世界文化开出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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