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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答问】

如何客观评价刘少奇等文革初“派工作组”？

撰稿：应学俊      本站编辑发布    （本页浏览-续博客点击数： 人次）

有年轻人问笔者：文革初刘少奇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运动，控制局面，后来被毛泽东彻底否定并严厉批判，成为刘少奇“压制群众”的重要“罪状”，毛撤销了“工作组”，还要刘、邓、周在人民大会堂群众大会上做检查，看起来，刘少奇似乎挺冤；可我们又听经历过“文革”的一些人说，“文革”初的“工作组”确实很厉害，很左（本站注：按毛的说法却是“右”），把给党委、领导贴大字报的某些群众打成“右派”、“反革命”，这似乎又证明了刘少奇确实有问题，毛泽东似乎是对的。那么，这个问题究竟该怎么看，怎么评价？

这个问题确实也是社会上一些人认识有分歧之处，年轻人更难厘清是非。当下支持或部分支持“文革”的一些人，以此否定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的做法，证明毛是对的，似乎显得也有道理；否定和反对“文革”的一些人，则认为刘少奇按中共惯例（如土改、三反五反等运动等，都是上级向基层单位派出工作组、工作队），在开展“政治运动”时向基层单位派出“工作组”，即便工作有问题和缺点，但按中共惯例和逻辑，毛的严厉指责毫无道理，是欲加之罪，是霸道；而且毛后来派出的“工作组”比刘派的工作组厉害百倍！

于是，争论不休。

其实，研究历史，不仅应当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史实的原则；而且还必须坚持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而后者，常常被一些人所忽视。

因此，笔者认为，评价“文革”初刘、邓等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的是与非，应该在基于史实的基础上，从三个层面来分析、比照、评说才会比较客观、全面。这三个层面是——

其一，站在中共立场，从“土改”以来中共历次搞“政治运动”的惯例来说；

其二，从文革初“工作组”开展工作的实际情况和效果来说；

其三，比“工作组”厉害 N 倍的“工作组”是什么？

如此，我们可逐个从上述三个层面来分析，最后得出我们的结论。

一、站在中共立场，从中共搞“政治运动”的惯例来说

纵观中共从“土改”直到“四清（或曰‘社教’）”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来说，从中央开始，逐级向下级和基层派出“工作组、工作队”，几乎成了惯例：土改工作队、统购统销工作队、三反五反工作队（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扫盲工作队、合作社工作队、反五风工作队、社教工作队……这些工作队（组）的任务，就是加强党对运动的领导，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宣传政策，上传下达，控制局面，保证运动的顺利开展。

所以，在毛并未有事先规定、告知的前提下，站在中共立场，从中共搞“政治运动”的惯例来说，刘、邓此举还真的无可厚非（何况派工作组是经过在北京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研究决定的，且向毛汇报过，毛并未表示反对）。毛事后故作全然不知状，竭力指责、批判刘、邓、周此举，是没有道理的霸道之为，他早已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之上了。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刘、邓、周等在最初并不清楚毛的所谓“文革”是怎么一回事。毛发动“文革”，从一开始与江青策划由姚文元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等一系列举措，并非中共经正式会议决策的行动，直至姚文元文章发表，刘、邓、周也不知道这是毛、江授意而为。“五一六”《通知》也只是撤销所谓“二月提纲”，指出姚文元文章的重要意义，要求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及其“反动思想”。所以，刘、邓、周认为即便按“五一六”《通知》精神，所谓“文化大革命”也应当是思想文化领域、意识形态的批判运动，《通知》中也并未有放弃党的领导而“放手发动群众”的要求。（直到6月1日，中央广播电台全文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也是毛直接向康生、陈伯达下令广播的，广播前一刻，刘邓周等才知道，陈毅感到大为诧异，认为如此大事为何事先中央无人通报一声？）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1966年8月8日发布的，此前有关“文革”的行动如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中央广播电台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等，都是毛等个人行为，除党内的《五一六通知》，其它均未经中央讨论研究）。这是历史事实。

但是，由于江青、康生等不断将并未公开发表的党内“五一六”《通知》所涉及的背景及毛的某些尚未公开表述的用意，渗透、暗示给有关大学的文革积极分子（这个通知当时并未向社会公布，仅限于党内一定范围内传达），所以北京高校的“文革”很快升温，出现校际间学生、教师相互“串联、辩论”的现象，鉴于聂元梓在北京大学内突然张贴出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的大字报等种种反常事态（后被毛赞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负责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召集会议（毛当时不在京），决定派出“工作组”以领导运动，防止局面混乱失控。会议决定首先派出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这一决定由周恩来当即打电话汇报给在杭州的毛泽东，并取得同意。为慎重起见，第二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又联名致信毛泽东，正式请示派工作组问题……4小时后，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做。”可见，派遣工作组最初是得到了毛泽东首肯的，就连林彪、陈伯达也未表示反对。解放军总政治部抽调了300多名干部加入向文化系统派出的“工作组”，就是经林彪同意的。当时，包括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没有对此提出异议。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像聂元梓写出那样直接攻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在“反右”运动或其它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右派”（甚至“极右派”）是无疑的，被当作“反革命”逮捕也很正常。当年“反右”，许多人就是因为向单位领导或某些政策提出一般性意见或表示不满而被打成“右派”。（参阅：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

所以，在毛并未有事先规定、告知的前提下，站在中共立场，从中共历次搞“政治运动”的惯例来说，刘、邓、周文革初期派工作组有什么错呢？

二、从文革初“工作组”开展工作的实际情况和效果来说

从“土改”开始的历次政治运动“工作组”基本都犯有“极左”或曰“宁左勿右”的毛病。所以，“文革”之初的“工作组”也与“土改”“三反五反”等运动时没多少不同。其实，刘、邓、周等，除了在“大饥荒”发生后，在某些判断、决策，尤其是在大饥荒后经济调整方面与毛泽东有一些政见分歧，而在维护党的领导这些方面，都还是顺从和紧跟毛的部署的，都挺“左”（严厉镇压对党及某些政策的不同意见者）。我们至今未见有史料反映，刘、邓、周等在“三反五反”及“反右”运动中有什么与毛不同的意见。

所以，如果说刘少奇等文革初派工作组，对“群众”贴党委领导大字报有所压制，这毫不奇怪，他们把“文革”当“土改”“反右”等运动同等看待了。所以在控制局面不混乱的同时，确实把一些贴领导、党委大字报的师生打成右派，斗争他们，因为在工作组看来，这些人和1957年的“右派”几乎一样，是“向党进攻”……这无疑是极左的。

若在“土改”或“反右运动”时，刘、邓、周丝毫不会有错，然而到了“文革”，他们却“错”了。刘、邓、周后来被迫在万人群众大会上检讨时，坦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们也不晓得”——这是实在话。谁知道毛泽东心里打的什么算盘呢？(参阅短视频：【腾飞中国60年】1966年纪事：撤销“工作组”)

那么，究竟如何客观评价“文革”初刘、邓、周派“工作组”问题？ 笔者认为——

1、从百姓立场来说：“文革”初期的“工作组”与中共历次运动中的“工作组”一样，其极左思想和不讲法治的专制行为都值得批判和否定——但这已不仅仅是“文革”初期“工作组”的问题了。

2、从中共立场和逻辑来说：从中共搞政治运动的惯例和逻辑来说，在刘、邓、周对毛如何搞“文革”的具体做法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具体指导“文革”的文件——尤其是关于“放手发动群众”的要求——是在1966年8月8日才形成，即《十六条》），受在到毛如此无端指责是不公正的、是冤屈的。

3、从公正和常理来说：毛对当初派“工作组”是同意的，至少没有表示反对，而后来却严厉批判这一做法，并将其指斥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用心何其毒也”——好像自己对当初派“工作组”浑然不知，与自己毫不相干，这是霸道的，不公正的。

三、毛派出比刘、邓、周所派“工作组”厉害 N 倍的“工作组”

刘、邓等所派“工作组”撤销了，刘、邓靠边站了。

毛泽东对“文革”所谓“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被完全贯彻（毛直言“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于是，毛所希望的“天下大乱”实现了——各级党委、政府基本瘫痪，“文革”烈火燃遍中华大地，那些被指“不忠于”毛和毛路线的“走资派”，被毛所赋予无尚权力的“红卫兵”“群众革命造反派”斗得稀里哗啦，毛的威望如日中天，毛高兴了。（见：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信）

但在打倒“走资派”和“夺权”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如：某些人究竟算不算“走资派”？该不该打倒？由谁来“夺权”？……等等等等，群众“造反”组织由此分裂为两派，都宣称自己是“忠于毛和毛革命路线”的，互不相让，由“文斗”发展为“武斗”，形同内战，由长矛大刀石块发展到枪炮、装甲车等等，全国为此流血死亡X百万至今难以精确统计（党史研究专家卜伟华教授说有史料和数据支撑的不少于100万）——对这一局面，毛泽东后来坦陈“没想到”——看来，所谓“放手发动群众，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已被实践证明行不通，因为任何大规模“群众运动”如失去有力的领导，必陷入无政府主义。这是谁也拗不过去的客观规律。

于是，毛泽东也想到了派“工作组”，但名称不叫“工作组”，叫“解放军‘支左’部队”（简称“支左”），后扩展任务，成为“三支两军”，目的还是：防止局面失控，支持所谓“左派”（即所谓“造反派”），维护基本的生产和秩序。此一招，达到部分目的，但“武斗”依然未能制止；接下来，就是比“工作组”厉害百倍的“工作组”了，那是带枪的工作组——军事管制（军管）——还是控制混乱的局面。

在“军事管制”下，做各派工作，实现大联合，成立代替原党政机关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群众“造反”组织失去意义，纷纷“倒旗”，解散。似乎不争不斗了，但矛盾和饱含流血死亡的积怨并不可能很快真正消弭，依然有反复。毛意识到“现在是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犯错误的时候了”。于是发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派出类似“工作组”的组织——“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大中小学和上层建筑各机构、单位，领导“斗批改”，在农村基层则派出“贫宣队”，目的和性质自然还是“领导、控制”。

在有些部门，不仅派出“工宣队”，还增派“军宣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被称为“军队代表”。即便在基层单位成立“革命委员会”后，工宣队、军宣队还存在了几年。他们的作用自然也与“工作组”相似——领导、控制——当然是按毛的指示去做“领导、控制”。但即便按毛指示，那时也不再是“造反有理”和“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或“自己搞革命”了。穿军装的“军宣队”和被毛赋予“领导一切”地位的“工宣队”皆手执尚方宝剑——因为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其作用和权力比以往的“工作组”厉害 N 倍了。

诚然，毛要派什么“队”什么“组”、怎么派都是“英明决策”，“最高、最新指示”“伟大战略部署”，别人则是不可轻举妄动的——即便事先请示获准，说你错你就错，只有检讨的份而毫无申辩的可能。

以上，应当是基于史实的客观分析和评价。■

2016年6月16日发布 / 2017年11月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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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 2016-11-09 编辑发布 / 2020-05-13 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