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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困境:鸡同鸭讲 |
作者:应学俊 本站 2022.03.31. (浏览数:人次) |
自20世纪八十年代末,“全球化”概念越来越被广泛使用和实践。依笔者观之,这里的“全球化”实际上多指“经济全球化”,而非更广义上的全球化。最近国际形势巨变,使笔者再次考虑一直心存疑虑的“全球化”问题。
一.“全球化”是个什么?
美国经济学家赫尔曼•戴里(Herman E•Daly)对全球化的定义和描述为很多学者采纳:“全球化是指通过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以及较少或完全不受限制的劳动力自由流动使世界各国经济向一个全球经济的整合。”
这一理论内涵指向:其一,“全球化”是经济的,而不涉及政治;其二,“全球化”将基本上把一个个独立国家的经济实体(而非国家)融合到一个整体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去,其结果将是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经济实体基本消失,代之以一个全球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经济体系的建立。这是“全球化”与一般所讲的“国际化”的本质之不同。而实际上,实践中的“全球化”也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信手拈来一例:君不见,2021年起,因疫情等因素台积电半导体芯片出货延宕,全球汽车制造等相关产业立马抓瞎。这已经不是国家和政府行为能左右的了。
好一个“整合”!好一个“全球经济一体化”。从经贸的一般国际交往发展为“全球化”,各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产业链相互依存,互通有无。缺谁世界都可能为之震颤!
咱先不说可以秒通的跨境电商,即便现实生活中,君不见当今世界很多国家的人每天都使用着“Made in China”或苹果手机,须臾不可离;美国的麦当劳、肯德基也在各国随处可见;中国人开着美国的特斯拉、日本的TOYOTA,德国大众的奔驰、宝马、奥迪、保时捷……而东欧以及亚非拉许多国家也有人开着安徽产的“奇瑞”轿车或雅迪电动自行车,德国等欧洲不少国家50%以上的能源竟然依赖于俄罗斯的油气……
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一种现象,是人类发展理想诉求的实践尝试,并非某种制度化法律化的产物。这样的“全球化”简直给人以诱惑——世界成了“地球村”,很像乌托邦理想中的“环球同此凉热”啊!哦,生活多么美好!
于是有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可遗憾的是,不管学者专家怎么说,历史和现实已经无情地告诉我们,此论断的提出似乎早了点。
二. 跌跌撞撞的“全球化”
稍稍回顾历史便知,所谓“全球化”,其实并非当今所归因的随着政治经济文明和科技现代化、信息化发展的必然产物。从萌芽到蓬勃,全球化浪潮可以说古已有之,但起起落落,跌跌撞撞,一言难尽。
1、止于一战的全球化浪潮
从纪元前至明清,中国便先后有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西亚国家也有早期的沙漠驼队商贸,皆可谓全球化的婴儿孕育期。姑且不论。
而始于哥伦布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则直接催生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郑和下西洋正是这浪潮中的一朵浪花。以香料全球贸易为标志的国际乃至全球的经贸活动,伴随着早期殖民主义,使“全球化”出现雏形而蓬勃发展。香港——其名称正是与香料密切相关的全球贸易历史性记录;而肇始于1851年(171年前)伦敦的“万国博览会”则可视为第一次全球化的结晶。
可正当人们为人类社会和科技发展欢欣鼓舞时,爆发于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客观上无情按下了这一进程的暂停键而进入“战争全球化”状态,生灵涂炭。
一战结束后,时隔20年,当人们刚从战争伤痛中缓过气来,二战又接踵而至——经济全球化再次进入延续数年的“战争全球化”。
何以至此?容后表。
2、二战后的全球化浪潮
二战后,法西斯倒台,1945年联合国成立,为躁动的全球化创造了重要条件。经历战火蹂躏的各国亦均需发展经济抚平创伤。为了世界经济复苏与发展,联合国接受了美国提出的关于建立国际贸易组织的建议。1947年,WTO成立(最初名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临时使用协定书》),给国际贸易制定了基于规则的大体公平、公正原则,似乎使“全球化”有法可依了。这可视为近代第二波全球化浪潮。
然而这一时期的全球化并不名副其实。由于美、苏长期处于意识形态势力扩张对立的冷战状态,中国也经历着内战,后来新中国在十多年里也未能获得许多国际组织的承认(甚至处于被围堵状态),所以二战后的全球化虽也蓬勃发展了一阵——但至少直至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少了中苏两个大国的参与,称“全球化”有点勉强了。
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前苏共倒台,联盟解体,国际冷战结束;随着欧盟成立和中国改革开放(加入联合国、加入WTO),中国“入世”成为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里程碑,中国也一时间有了“世界工厂”之称。至此,全球化才真正兴旺起来,或者说逐渐有点儿名副其实。姑且称为第三波“全球化”。
3、20余年后,全球化再陷瓶颈
可谓好景不长,至本世纪第二个10年,全球化又走到了瓶颈且至今未能走出——中、美以及美国与其他一些国家的贸易发生了冲突和麻烦;而眼下,中美贸易冲突尚未解决,俄乌武装冲突又起,新沙皇始料未及地把俄罗斯这个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玩到了国际经贸体系之外(或曰国际经贸体系将其踢出“朋友圈”)。大多数国家突然发现:与一个竟然用早已为人不齿的武力入侵狂轰滥炸滥杀无辜以实现诉求的国家做经贸交易,不仅太危险,而且是一种极大的错误和耻辱。
在虽跌跌撞撞但也令人有几分鼓舞的“全球化”中,却有大国(且为联合国五常之一)在并非遭到入侵情况下悍然以武力解决问题、满足诉求,甚至玩核威胁——国际社会如果不愿以暴制暴武力回应这样的行径——除了“经济脱钩”还能怎样?难道继续和流氓强盗搞经济贸易来助其获得用以穷兵黩武的本钱?
何以至此?“全球化”如何玩下去?
三.“全球化”的困境:鸡同鸭讲
1、客观上的本国利益优先
经济“全球化”需要的是资金、人力的自由流动、产业链从原料到加工的重新组合,需要遵守共同订立的规则,以谈判和妥协来大体公平地解决纷争,这需要“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品格、道德智慧和格局。
但任何国家在全球化中必然首先考虑的是本国利益,这当无可厚非,没有哪一个国家在国际交往中是真心实意“优先”考虑它国利益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讲,特朗普毫不掩饰地喊出“美国优先”的口号也没啥可褒贬的,哪个国家不是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优先”的呢?只是没傻乎乎赤裸裸喊出来罢了。
那么,谁都希望本国利益优先,谁来考虑“全球化”经济整合的大局呢?“系统论”告诉我们,有时为了“大局”是需要牺牲一点局部利益的哦……
——这就是“全球化”与生俱来的矛盾,也是全球化理论未“接地气”的表现。在国家交往中,恐怕“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理念和价值观难以成为所有国家真正践行的价值观和所谓大格局,起码目前现实如此。此其一。
2、国家主权的行使与所谓“单边主义”
与全球化相适应的外交行为方式自然应是“多边主义”——即强调在全球化中,各国外交行为方式应遵循以与三个或三个以上更多国家之间对话、协商与合作(即所谓多边外交)的原则,即有事大家商量着办。“全球化”当然反对与之相对的“单边主义”(一般指主流大国单方面 “退群”,或以自身利益为取舍而独断独行)。
中国无疑是“全球化”的充分受益者,尤其自二十一年前(2001年)正式加入WTO,中国经济更加飞速发展,故中国至今一直力倡“多边主义”而反对“单边主义”。傅莹说:“中国人理解的多边主义是协商一致、合作治理、互利共赢”。
“多边主义”自然是有利于全球化的好东东,美好的曲子婉转动听,但它毕竟只是一种理念和倡导的价值取向,并无强制约束力。以国家主权为基础和前提,在不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前提下,某国就实行了“单边主义”,为了本国利益,他单方面“退群”了,独断了,除了他本国的选民,谁又能奈何于他?所以,当你批评他“单边主义”的时候,那些国家甚至连回应都懒得做。
固然,国际法或国际规范可以调节或制约各国的某些违规行为,可是,WTO等国际组织乃至国际法庭做出某些裁决,有的国家就是不理睬、不执行,甚至公然宣称裁决无效,谁又能奈何于他?将其踢出群?这种撕破脸的事儿不仅难做,即便做了,久而久之,“全球化”还在吗?
——这难道不是“全球化”理论构想与生俱来的纰漏与矛盾?此其二。
3、如何实现平等、对等原则?
在经济活动中,中国自古以来就奉行“公平交易”价值取向。即在经济活动中各方应该奉行平等、公平、对等原则。在“全球化”中自然亦应如此。
但在全球化经贸体系中的各个国家,其政治经济制度并非相同,某些国家宪法就规定本国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而在其他许多国家则是私有制为主体,即便如能源、航空航天事业、军工企业也都大量是私企(股份制企业),并非国企。于是就会出现倾国家之力兴办的国企动辄与别国私企在国际市场展开竞争,在报价方面可以“不惜血本”使那些私企败下阵来;更不用说还有一些出于国家行为的低价倾销,使某些国家企业受到严重挤压和冲击,致使本国一些企业倒闭,工人失业;于是那些国家大呼“不公平,不公平”……在这样的时候你要呼吁“X国优先”吗?你就是搞“单边主义”,呵呵。
一句话,不同政治经济体制国家之间,“公平交易”难以落实。这类显失公平、对等的“全球化”实践中的冲突、矛盾还有很多,不是一篇小文可以尽数的。此其三。
4、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问题
当我们把“全球化”定义为经济全球化、全球经济一体化时,无疑是将政治从经济上剥离出去的。尽管经济有经济的客观规律,但在实际上政治和经济几乎无法分离——这就成了“全球化”与生俱来潜藏的死结。
众所周知,一定的国家政经体制,必然有一定的价值取向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行政法规乃至行事风格,这种价值取向无疑必投射到具体经济活动中去。比如,中美贸易冲突最严重时已有一些外资撤离,美国人马斯克却来到中国大举投资特斯拉电动汽车,美国政府甚至总统心中不爽却无法干涉他的行为,因为找不到本国法律的依据,这就是实行自由经济和法治的美国其政治制度使然。而这在另一些国家就容易多了,一个电话或一纸行政文书便可将之召回。
“全球化”经贸活动看起来不涉政治,可是当某种经济活动的确与某政府管控相关时,这时对是非的判断又无法不涉及政治了。这就成了悖论。
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必然有不同的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当不同政经体制的国家都进入“全球化”,在遇到矛盾冲突而需要坐下来谈判解决问题时,就会出现“鸡同鸭讲”的现象,更何况还有出于“爱国”的必然“本国利益优先”的因素。
傅莹所言“中国人理解的多边主义是协商一致、合作治理、互利共赢”,这无疑是正确的高大上以致无可挑剔。可是,如果实际就是无法达到“协商一致”或有人将“双赢”大言不惭解释为就是要自己“赢两次”时,那怎么办呢?“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全球化”是这么玩的吗?
鸡同鸭各有不同的价值标准和话语体系,它们是无法对话和沟通的,想互利共赢是天真的一厢情愿。最终,只能借用中国古语 ——“道不同不相与谋”,各玩各的。鸡同鸭讲,难道不是全球化的困境和死结?此其四。
“全球化”和“多边主义”很美好——但现实很骨干。
尝试做一小结:
笔者认为:政治和经济无法截然分开,这是常识。但“全球化”理论和实践恰恰有意无意避开政治而单论经贸,这就是“全球化”的死结,这就是导致全球化不可能行稳致远的原因。历史已经和正在证明,它必然起起落落,跌跌撞撞,伤痕累累,甚至客观上偃旗息鼓。
“全球化”的真正实现,必有赖于政治和经济全面的“全球化”,而非仅仅经济全球化。
各国固然有自己的文化、历史和制度安排,多元化是必然。但随着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如爱情忠贞、诚实守信、公平正义等普世价值追求一样,政治经济方面的“普世价值”其实同样存在。只有真正认同“普世价值”才能达成各国皆愿遵守的行为规则,才可能践行“全球化”。
动辄以武力、强权或千方百计耍奸使滑只想获得本国利益、实现本国诉求的思维是落伍的,野蛮的,没有进入“全球化”的资格,也已为绝大多数国家所抛弃。没有价值认同,就不可能在一起共谋发展——而在这样的时刻到来前,跳跃式地越过国际化,急于进入“全球化”是不可能成功的。萨达姆和普京已扎扎实实地“教育”我们了。
仅从当前俄乌冲突而言,大国首脑可以置《联合国宪章》于不顾,终于以自己的“努力”迫使国际社会重新思考“全球化”,迫使全球经济重置产业链,重塑格局。于是我们无法不想到:当今世界,短期能走出“全球化”困境而继续玩下去吗?
还是先让鸡同鸡讲,鸭同鸭讲吧。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待到它们的价值追求和话语体系与普世价值更接近和趋同了,更有道德智慧和格局了,看似美妙的“全球化”之真正实现才有了基本的前提和可能。
随想,姑妄言之。■
图片引自“百度图片”/黄永玉作
(2022.03.31.发布 / 2022-05-04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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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 2022年01月30日发布 / 2022-05-04 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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