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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舆论场”质疑——兼与人民网总裁廖玒先生、复旦大学童兵教授商榷 |
| ·应天常· |
| 撰稿：应天常 信息源：作者赐稿(该文压缩版发表于《南方电视学刊》2013年第1期) 本站编辑转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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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看来，将“群众喉舌”置换为“官方舆论场”是喧宾夺主了。奇怪的是，官媒论者也很少提“群众喉舌”。官方媒介作为“权力的媒介”，拥有的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是可以转化成某种权利的，是不是人民享用，是不能含糊的原则问题。现在的情况是，某些“官方”利用这些资源将“媒介”变为自己的御用工具——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就是典型的一例。现在，我们可以看清楚这个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在“党的喉舌”的旗号下面干了些什么了。
《光明日报》有这样的描述：“……薄熙来在仕途上打马赶路、在政坛上呼风唤雨的过程中,时刻不忘打造、包装个人的政治形象,充分而巧妙地利用其所辖之地的‘党的喉舌’以及现代大众传播工具，把其应负的政治义务和必须履行的官员职责转化成个人的‘政治魅力’，由此不断垫高其实现个人政治抱负所需蹬踏的台阶。”（《光明日报》：《薄熙来下场再次证明文革是死路》2012年9月29日）
看到这个描述,笔者耳边隐然响起重庆“唱红”风靡全城的《薄熙来之歌》，想起许多人耳至今熟能详的“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的“最高指示”,颇有毛骨悚然之感。薄氏的轰然垮台，乃万民之幸。温总理说:“要认真吸取历史教训”，教训之一就是，政府媒介的“群众喉舌”地位一旦被褫夺,就要提防有人在贴着“党的喉舌”标签的“官方舆论场”里贩卖私货，甚至占山为王。
三、媒介舆论场的“官方”定位扩大了官民疏离感
我国的新闻事业正在走出那段毁誉参半的历史。但也必须承认，将媒介性质从“宣传工具”转变为“新闻传播媒介”，仍然举步维艰。毋庸讳言，1983年突然提出“功能转变”，与当时改革开放风起云涌的形势有关，似有与世界“接轨”之意。但惯性运行的体制限制，使这个“轨”至今没能“接”通。
后来，即上世纪80年代，新闻学术界曾就“新闻”与“宣传”的关系开展过广泛的学术争鸣，试图打破“新闻宣传”的混沌状态。那次探讨争鸣，虽然由于某些干预未能将所谓“新闻宣传”的概念送进历史，却提高了认识，基本明晰了“新闻”与“宣传”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有着根本的区别，即：新闻传播信息；宣传传播观念，二者混为一谈，是囿于新闻体制的阶段性局限所为。
但是，我国新闻观念更新和新闻改革没有止步，新闻从业人员紧跟时代有了长足的进步。央视 1993 年设立新闻评论部，直接切入社会热点话题，并率先提出“语态变革”；广播电视许多新闻节目收视率不断攀升；政府的纸质媒介版面内容在“三贴近”方面出现日新月异的变化。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不久前,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指出:我们“既要温故知新,又要学新知新，这样我们的本领才能不断增强，我们的思想才能保持活力与时俱进。”他说：“我们党坚持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利益和要求,这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8] 我是搞新闻教育的，读了这些话，感触良多。
不是说我们要继续 30 年前那场无果的争论，而是觉得，面对中国成为世界举足轻重强国的现实，面对我国媒体生存环境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面对媒体与政府与人民关系的深刻改变，我们仍然坚持媒介权力的“官方”定位，必然拉大了官民之间的疏离感。
关于这个问题，人民网总裁廖玒先生的如下表述，值得关注：
“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对峙和分歧越来越大，当今新闻宣传和舆论导向的难点，是如何改变官方和政府决策在网络中经常处于被质疑的状态。”[9]
按照本文前述中共及其领导人的定义——“我们党坚持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利益和要求,这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官方媒介”本是人民的媒介，怎么会同人民出现“越来越大”的“对峙和分歧”？怎么会“经常处于被质疑的状态”？这是一个不可熟视无睹的问题。
以笔者愚见，这可能是“官方媒介”陷入所谓“塔西佗陷阱”的信号[10]。比如,去年负有 10 条人命的杀人大盗周克华在重庆被警方击毙，这是大快人心的事情，然而，一夜之间网上却出现铺天盖地表示强烈质疑的帖子，甚至有帖子怀疑被击毙的是一名警察。无奈之下,这名警察现身荧屏辟谣。这个案例表明，官方媒介和司法确实“经常处于被质疑的状态”，如果不纠正观念、不下大力气，难以逆转。这不仅是司法和媒介的尴尬，也是社会的不幸。
另一方面，如果一味强调媒介的“官方”属性，它的后果是官员在潜意识里强化了媒介的御用性质，强化了“官本位”和“官官相护”的群体意识，进而造成一些官员无视舆论监督，横行霸道。此非危言耸听。空口无凭,这里仅对 2009 年6月下旬集中发生的几件事，作简要的追述，就一目了然了：
2009年6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就农地被非法占用盖别墅一事，采访郑州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他劈头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广播电台来管这些闲事干什么？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11]
2009年6月27日，芜湖市国能电力第五分公司强迫员工交“份子钱”，记者前去采访，满脸霸气的专员刘来福对记者扬言：“你们反对我，就是反对党！”[12]
2009年6月25日，济南天桥区一小学领导宴请官员，当地文化局长郝某借着酒劲猥亵女教师要其陪酒遭拒，被扇了耳光。郝局长气急败坏地说：“你敢打我？你等着，我可是主管文化的干部，有你好看！”转过身，对采访此事的记者扬言,“听着，我是管文化的,你要敢在新华网曝光我就叫它关闭。”很快，济南好色局长要关闭新华网、女教师遭到辞退的传言四起，网友纷纷发帖跟进。[13]
试问，是什么理论、什么逻辑、什么“心理暗示”让这些不大不小的“官员”如此有恃无恐、口出狂言、漠视民意？答案很简单：他们操控“官方舆论场”,而且网络也由他们“网管”着，这样，他们不负责任地制造“陷阱”，使国家意志和百姓严重对峙，这样“官方媒介”也“顺理成章”地“处于被质疑的状态”。
我们见证了国家的艰难崛起，现在处于改革的关键期、攻坚期，“官方媒介”能无视廖玒先生指出的官民“对峙分歧”、“被质疑”状态而无所作为吗？回答是，我们必须进行彻底的新闻改革，必须“学新知新、与时俱进”，走出历史。
四、官方舆论场的“语境屏障”无助群众舆论监督
其实，真正的“舆论场”在民间，它是自由互动的，充满活力的，不是静态的，更不是人为根据某种意图闭门“生成”的。
但是，现在如果需要生成任何“官方舆论”都似乎手到擒来，而且操作熟练。这是不正常的。几年前，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操纵地方党报大造舆论，官方媒介宣传“唱红歌”可使癌症患者止痛、使植物人苏醒，可治精神病、甚至八年不孕的妇女唱了“红歌”也能喜得贵子……如此匪夷所思的“官方舆论”究竟是怎么“生成”的？确有高手操刀。不过，我们对此却也似曾相识，但有恍若隔世之感。
任何“舆论”，从社会语言学和语用学的角度看，都是社会语境的产物。所谓“官方舆论场”是强势语境文化的产物，它拥用官方特有的话语系统，调门统一,居高临下,不可撼动。相对而言,“弱势语境话语”则属于大众的、世俗的语境文化[14],但是，它却是“官方”不可小觑的真实的舆论氛围，因为它体现人民群众对新闻事件、官方意旨认识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从而形成全社会舆论监督的有效性,最终形成“民心向背”,是“官方”决策施政的重要依据。
但是，由于舆论场的“官方”定位，扩大了官民之间旧有的“语境屏障”——“舆论场的对峙分歧”已屡见不鲜了，迫使官方密集进行“舆情观察”。这也有点儿讽刺意味：官方媒介“生成”的“舆论一律”的“舆论场”与众声喧哗的真实“舆情”不搭界。于是另起炉灶，这是“官方”的明智。古人有云：“防民之口胜于防川”，而且“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确是不可掉以轻心的。
当代中国处于民主化的进程之中，面临者“媒介话语权”重新分配的现实。既然有人提出要努力“打通两个舆论场”，那就该开放舆论，敞开言路，不能用“强势话语”压制“弱势话语”——而将社会舆论纳入既定的模式，那就不是“打通”而是操控舆论监督，而且，可能又会掉进“舆论一律”的窠臼了。
【本站注（更新）】 廖玒，男，1963 年出生，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待遇，2009 年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曾任人民网副董事长、总裁。2015 年 8 月，廖玒因涉嫌贿赂犯罪被立案侦查并被免去职务。
（未完，接下页）
【相关链接】
▲ 应学俊：媒体究竟该是谁的“看门狗”？（另：共识网）
（2013年4月11日编辑发布 / 2016-05-19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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