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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魂”陶行知在新中国的不幸遭际 |
| 作者：笑蜀 |
| 作者：笑蜀 来源：“爱思想”网站/《重庆陶研文史》2011年 第1期 本站编辑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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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这一特殊的政治背景，陶行知批判 和《武训传》批判一样来势汹汹,锐不可挡。新中国意识形态主管周扬说:“陶行知晚年成了一个革命的民主派，但在提倡武训这件事情上面却表现了他早年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表明了他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的脆弱的一面。”
革命文豪郭沫若说：“陶行知先生生前，我认为也是犯了很大的错误。有好些武训的歌颂者和崇拜者，事实上是受了陶行知表扬武训的影响而盲目附和的。这一盲目附和的绝大部分，最具体、最集中、最夸大地表现在孙瑜的电影《武训传》里。……不仅武训不足为训，就是陶行知的表扬武训也同样不足为训，我们今天是决不能‘为尊者讳’了。”
《人民日报》一篇文章称：陶行知“看不清武训这个封建主义的奴才面目，这是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政治资本贫乏的状况。”
《光明日报》一篇文章更是图穷匕见，说：陶行知也是武训那样的反动派，或是“反动统治者的‘帮闲’甚至‘帮凶’。”
还有不少知名人士站出来，回忆自己当年在陶行知的武训颂歌中如何走入歧途，以现身说法揭示陶行知的武训颂歌在文化界产生了怎样恶劣的后果。
《武训画传》作者李士钊在自我检讨中承认，他编写《武训画传》系陶行知误导所致。安娥在自我检讨中承认,她当年受陶行知影响，而为武训“奇迹”所醉所迷，创作了武训的歌剧。
安娥的自我检讨发表仅过数日，刚从朝鲜慰问志愿军归来的田汉马上妇唱夫随，在自我检讨中坦白：“因我跟陶行知先生是知友，对于他所支持的教育事业我从来一样支持。他曾经赞扬过武训，我也盲目地跟着赞扬一番而不甚深考。”
总而言之,他们都是陶行知拉下水的。陶行知之为开国第一文化罪案魁首,也就铁板定钉了。陶行知批判因此具有了不容置疑的“合法性”。
1951 年7月，《武训传》批判落幕。但与《武训传》批判并行的陶行知批判没有就此刹车，而是在凯歌声中继续前进。锋芒不再主要指向武训问题,而转向陶行知教育思想,主战场则相应由文艺界扩展到了教育界。
早在《武训传》批判时，陶行知教育思想已受波及。
6 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几篇对《武训传》批判持不同看法的读者来稿，其中一篇来稿反对把在旧社会从事普及教育的陶行知和张伯苓一概否定。
6 月2日,《人民日报》即推出针对来稿的答辩文章――《清除武训一类的错误思想》。反应何其神速，显见无论所谓“读者来稿”还是答辩文章，均系精心组织，不过是有关方面的自问自答。
《武训传》批判是借题发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此层深意，在答辩文章的标题中即已体现――所谓“沛公”,“武训一类”是也；而在所谓“武训一类”即作者所称“改良主义教育”的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中，陶行知首当其冲。文章对此毫不讳言，说：清除陶行知等的错误教育思想是这次思想斗争的“基本内容和重要内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应该受到检查的若干种旧教育思想之一，不应该因为他本人尽力于反国民党的革命斗争而迁就他的教育思想。”换句话说，不是武训牵连陶行知，恰恰相反，批陶行知必须先批武训——一开始就把斗争矛头直指中共全面肯定的陶行知，未免太过突兀，无法说服公众。因而需要用《武训传》批判来为陶行知批判铺路，用武训引出陶行知；也就是说，《武训传》批判的一个主要目的，是破解从前树立的陶行知十全十美的“圣人”形象，把陶行知的所谓错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武训传》批判因此不过是陶行知批判的序曲。
为了迎接陶行知批判，教育部未雨绸缪，作了充分准备。
教育部喉舌《人民教育》于“斗争”前夜大改组，实行总编辑制，以教育部副部长柳×为总编辑；组成新编委会，以教育部党组书记、实际主持教育部工作的钱俊瑞为主任委员；《人民教育》如此强大的阵容，可说是空前绝后。
改组后的《人民教育》被当成陶行知批判的主阵地，总编辑柳×和编委会主任委员钱俊瑞，责无旁贷地成了陶行知批判的主将。他们中最尴尬的应该是钱俊瑞――钱是陶行知救国会时期的战友，有着十多年的交情。陶去世时，钱俊瑞曾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称陶行知是“国家之宝。”现在却天将大任于斯人，他必须以今日之“是”否定昨日之是，一马当先地向老战友的亡灵开战。
坚强的党性使得钱俊瑞别无选择，在其主持下，从1951 年10月到1953 年的二十个月中，《人民教育》先后刊载了十多篇批陶文章，分量仅次于《人民日报》。钱俊瑞并亲自撰文批判陶行知。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很致命的问题：“为什么陶先生不放眼看看在当时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里面，因为人民已经取得了政权,人民教育事业就那样蓬蓬勃勃地开展呢？为什么陶先生不集中力量搞革命，却偏偏要华这样多的精力在国民党地区办些显然无法开展的‘育才学校’之类的教育事业，甚至最后，日暮途穷，会找到武训这样一块朽木来做自己的招牌呢？”
由钱俊瑞的质疑似乎可推演出如此结论：不去解放区从事“人民教育事业”,偏偏钟情于什么“育才学校”，这种人生路向本身就是荒唐的。无怪乎冯友兰要在其自我检讨《关于〈武训传〉笔谈》中说：“如果各大学的教授及各工厂的工程师，都算是人才的话，在解放以前，他们确是大部分集中在蒋管区底几个大都会里。这件事实，就助长了蒋政权的凶焰，就对于革命的进展，有坏的影响，就这一方面说，这些学术或教育工作者底错误比武训又更大了。”
陶行知的人生路向既然是荒唐的,那么引导他的人生路向的价值体系也就不能不是荒唐的。钱俊瑞的以下评说也就顺理成章:“直到陶先生临终时，他的教育思想还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在他的教育思想和马列主义的、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之间还存在着原则的差别。两者是属于两种不同的世界观的不同的东西。”“陶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的公式，就是一个片面的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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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人民教育》发表的大量批陶文章，都围绕钱俊瑞的这一评说而展开，大致罗织了四大罪状：
1. 陶行知办教育，是单纯地办教育，是自外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的孤立的教育运动。
“1916 年，他从英国留学回国后，根本不谈政治，以一种‘超政治’的立场，单纯提倡改革教学方法的问题。‘五四’运动以后，陶先生仍然没有参加革命运动，而是南北奔走，提倡平民教育。正当1926年到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陶先生则是热衷于乡村教育……
后来由于有共产党在晓庄闹革命，晓庄学校（即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就在1930年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晓庄的被封，虽然促成了陶先生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对立，但陶先生并没有从这里取得教训，依然是继续努力从事他那种‘超政治’的教育活动。1931年在民族资产阶级朋友的支持下，他又创办自然科学园，编辑儿童科学丛书，提倡科学下嫁运动（即科学大众化运动）,企图以发展自然科学来使中国‘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也就是说，陶行知企图绕开阶级斗争，绕开暴力革命，仅仅用教育、科学、文化来改造社会，建立自由平等世界。他的事业当然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事业。“与此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认为‘改造社会’、‘建立自由平等世界，’必须经过阶级斗争，采取革命手段才成。”可见陶行知的人生路向，确乎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南辕北辙。于此还可引申出一个结论：既然所谓“超阶级”“超政治”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也就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人民革命事业”没有直接联系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都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事业，那么，和陶行知一样毕生从事教育、科学、文化的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观念，他们的人生路向，当然都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都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南辕北辙，因而也应彻底清算，并且尤其需要彻底清算――毕竟陶行知在晚年“政治上毫无疑问是属于革命派”，而在同一历史时期，大多数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并没有这种政治转变。冯友兰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助长蒋政权的凶焰，阻碍革命的发展，如此自贬其实非他所愿，而只不过是对当道心态的准确揣摩。就这个角度来说，陶行知批判其实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直接的是指向陶行知，间接的却是指向所有当年的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
2. 在教育思想方面，陶行知是“美国反动学者”杜威的忠实信徒，一贯的不革命。
“陶行知的教育学说，完全是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翻版，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由很简单――“陶先生所提倡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一套生活教育理论，就是他的老师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在做上学’这套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花样翻新。陶先生说：”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须的教育‘。这也是从杜威的经验教育定义：“经验所原有、经验所自营、经验所必须的教育’那里抄袭来的。”
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主体即生活教育理论，这一理论巨大的革命意义和明显的独创性，今天已经为教育界公认，而在陶行知批判期间则被一概抹煞。似乎陶行知只是东施效颦，在教育思想方面并没有自己独有的建树。所谓“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万世师表”不过徒有其名。
3. 陶行知抄袭杜威而拼装“生活教育理论”,是由他的世界观、方法论所注定的
“在他的认识论里是完全没有辩证唯物主义的。”——可是，似此“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又该作何解释？批判家自有妙论：“陶行知先生所强调的‘行’，和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实践’，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他经常总是不照着客观事物，而从他自己主观片面的理性原则出发来说明一切；不重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首要作用’，‘不把自己的实际活动建筑在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现实基础上’，而是从他自己主观片面的理想计划出发来指导一切。”凭借这些毫无事实依据的臆断，批判家认定，虽然看起来陶行知似乎重视实践对知识，物质对观念的决定作用，其世界观、方法论似乎属于辩证唯物主义范畴，但“如果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也既不是辩证的唯物主义，又不是历史的唯物主义，而是用主观主义来对待唯物主义，而必然要被主观主义淹没了唯物主义。”而这就说明，陶行知的世界观、方法论“不仅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存有本质上的差别，而且是反马列主义的。”
陶行知之所以走向“反马克思主义”的歧途，最深刻的根源则在于实用主义思想。作为陶行知人生指南的实用主义究竟是什么货色呢？“实用主义乃是二十世纪的资产阶级、特别是美国资产阶级的极端反动的哲学”；是专门用来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此种异端邪说，当然不可能给中国人民带来任何好处，“可是，陶行知先生不仔细看清楚实用主义的这一切卑鄙目的，却远隔重洋,把它当做宝贝搬回中国来,种在自己身上，当然就只有一个结果,铸成大错。为什么说陶行知先生的哲学观点和教育思想是反马列主义的呢？问题就在这里。”
这样，从个人事业选择到“生活教育”，再从“生活教育”到世界观方法论，陶行知的全部思想几乎都被定性为“反科学的、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4. 在政治上，晚年陶行知固然拥护革命，但其晚年政治进步也是有限的。
“他的人民观点仍然表现着两重性：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方面，有相当的革命性，而对待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如土地问题，资本问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前途的道路问题等，则仍然保留着差不多全部社会改良思想。”因此之故，“陶行知先生就始终不能正确地解决他的哲学观点上的阶级性问题。他想从他主观上的理性原则出发，力求不偏不倚，实际上却正是保留了若干剥削阶级的偏见，并因而障碍了自己彻底认识真理的道路。”这就意味着，晚年陶行知所拥护的革命仅仅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不反对发展资本主义，他并未认可社会主义前途。周恩来称陶行知为“党外布尔什维克”，这时看来不过是夸大其词了。
“重评陶行知的思想和事业”是当时一个时髦的口号。经过如此这般“重评”，陶行知面目全非。
可是，不但对政治家陶行知有盖棺之论，对教育家陶行知、思想家陶行知，中共也早有过盖棺之论。
当年毛泽东题词即称陶行知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延安“陶行知先生追悼会”上,中共悼词更是将毛泽东题词发挥到极致。悼词开篇便盛赞陶行知“一生致力于救国事业、民主事业与教育事业,他在教育方面对人民的贡献尤为巨大与不可磨灭.”接下来说——
我们追悼的陶行知先生，是人民的教育家。
在人民中进行教育，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目的，一种是蒙蔽人民，要人民甘心做反动派的奴隶，做帝国主义的顺民,服从命运或英雄的摆布，抱着这种目的的教育，不管它叫什么名字,决不是为人民的教育，而只能是奴隶的教育。这种教育是决计没有前途的，因为如果中国人民不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教育事业就没有发展的前途，只有衰落的前途。
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是有另外一种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唤起人民，自己解放自己。他把人民看做人，而不是看做奴隶与顺民。他主张人民的解放，他又相信人民的力量，人民的智慧，这种思想，充满在他的著作之中。他主张人民自己为自己办的教育，才是理想的教育。他为了这个主张,孜孜不倦,干了一生。谁见过陶先生的,就被他的艰苦卓绝的精神所感动。陶行知的这种教育思想,正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正是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思想。
中共悼词并且预言：
以唤起人民自己解放自己为目的的教育，是有极其宽广的发展前途的。这种教育，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受尽了压迫，受尽了灾难，不能得到宽广的发展。这是因为，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的中国，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乃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所统治着的中国。陶先生和他的事业在那里受到磨难，这种磨难乃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所受到的苦难的缩影。但是，这种磨难将是暂时的。在人民已经得到解放的中国解放区，陶先生的思想得到广大的欢迎，他的理想被实现。在将来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一定如此。
中共悼词不幸未言中。
经过“重评”，在教育理论与实践方面陶行知不再归属“新民主主义”范畴、“为人民服务”范畴，而始终是“反科学的反马列主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认识论方面，陶行知不再归属“唯物主义”范畴而始终是“反科学的反马列主义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在政治上早年陶行知自外于人民革命事业，晚年“毫无疑问属于革命派”，但也不过是“比较急进的爱国民主主义者”。
概而言之，教育家、思想家陶行知被基本否定，政治家陶行知则是“改良”、“革命”一半对一半。中共悼词事实上是被“重评”推翻了。
（未完，点击这里：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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