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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史研究】 |
略论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的全民整风运动 |
| 作者：《中共党史研究》/唐正芒、胡燕 |
| 作者：唐正芒、胡 燕 来源：中央党校·中国干部学习网 本站编辑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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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厂企业中的整风运动
1957年9月12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要求各企业在经过群众大鸣大放和边整边改的一定阶段之后，组织职工就一些大是大非问题,如新旧社会比较、集体个人和国家关系等问题进行讨论。《人民日报》专门配发了题为《在企业中大鸣大放边整边改》的社论，工厂企业的大辩论即整风运动以大鸣大放大争论等形式陆续开展起来。
工厂企业的整风运动也注重批判职工中存在的所谓资本主义思想。
如上海锅炉厂就专门举办展览会，用本厂工人顾六法在辩论中表现出来的所谓“个人主义”思想来教育广大职工。顾六法出身工人家庭，上海锅炉厂的整风运动开始不久，他先后贴出两张大字报，说现在工人干活是“白费牛虎之力”，对夜班工人的伙食由排骨面改为阳春面并取消了夜班津贴的做法表示了自己的不满情绪，说厂里领导对待工人“像刮胡子一样”。这两张大字报在工人群众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顾六发无疑遭多次“大辩论”。后来还开了相关展览会，发表了顾六法的沉痛检讨，并陈列了一部分图片，说明这个青年工人这几年来逐渐沾染和滋长的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等资本主义思想，使他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也提高了。由于错误地引导，在展览会的意见簿上，便有许多工人写
下了“这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一本活教材”的留言意见（12）。在工厂企业的大辩论中像这样简单地将职工中的某些错误的或并没有什么错误的想法不加区别简单地定性为资本主义思想，无疑是当时大辩论运动简单粗暴的一种表现，实际上将阶级斗争的做法扩展到了工人群众中，从而挫伤了工人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影响了工厂生产。
工厂企业中的辩论还批判了干部领导作风中存在的问题。如第一汽车制造厂在整风过程中，职工提出的8万多条意见中约占40％左右是批评领导作风的。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该厂各级党组织除了制定深入群众、转变作风的措施外，厂党委还决定必须坚持每周半天参加体力劳动、每周建立两天无会议日制度，以作为领导干部密切联系群众、转变工作作风的办法。工厂企业的整风通过专题鸣放和辩论、经过一般整改转入着重整改阶段后，由于提出的意见相对集中在因机构庞大而造成的非生产人员过多上面，不少企业便以精简机构为重点进行整改。如陕西秦岭电厂紧缩了企业管理机构，分三批把358名干部下放到生产和基层领导岗位上去；沈阳电厂机械厂将20个科室减缩为10个科室。
根据勤俭建国的方针，有些工厂在整风中发起了关于反浪费的专题鸣放。如上海梅林罐头食品厂就通过大字报等形式，揭露出这个厂从1954年以来，在原材料、财产、物资、质量事故和劳动力上的浪费达45万元，约占全厂现有流动资金的一半。1958年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从梅林看全国》的社论，指出从梅林厂开展反浪费专题鸣放来看，全国各地方、各部门十分需要发动一个以反浪费为中心的专题鸣放和专题整改。反浪费本身是好的，但在运动中反浪费的度并没有把握好，致使有人为反浪费而反浪费，甚至搞人身攻击，反而还影响了生产。
1958 年3月，在中央关于发动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号召下，不少企业开始结合反浪费反保守进行整改。但整改运动在实践中因反保守而逐渐成为生产大跃进的组成部分。各工厂企业在总结1957年成绩的基础上，继续批判所谓右倾保守思想，从而制定出适合生产大跃进的1958年生产计划，并通过大辩论大鸣大放大力开展宣传鼓动工作，使职工鼓足干劲，掀起生产高潮。有的地方进行了比多快好省的全面跃进竞赛。从而，工厂企业中的整风运动便成了推动“大跃进”思想“深入人心”的运动，推动了“大跃进”的开展。“大跃进”运动也就逐渐取代整风运动而成为当时工厂企业的工作重心。
（四）少数民族中的整风运动
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指示》规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应分别三种不同的情况：一是已经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地区；二是已完成民主改革并开始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地区；三是没有进行民主改革和某些不需要经过民主革命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地区”（13）。《指示》还指出在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民族主义有抬头倾向。因此，规定要把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列为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新疆、西藏、甘肃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各地党委在相关会议上都着重强调了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批判地方民族主义的重要性，并就这一问题统一认识，为整风运动的进一步开展打下思想基础。
1957年11月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艾斯海提在表示坚决拥护批判地方民族主义时说：“解放后在自治区各少数民族干部中克服地方民族主义倾向方面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最近几年来，在少数民族知识分子里面，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又有了一些抬头，所以现在在整风运动中强调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倾向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和大汉族主义倾向一样，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的”。（14）1958 年2月9日，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上，又进一步作了关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报告。报告明确指出，地方民族主义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分离主义倾向；二是在民族关系上保守排外的倾向；三是在共产党的建设问题上反对外来的其他民族的党员在当地党组织内担负领导责任的倾向。(15）他主张要针对这三种倾向，弄清其根本的分歧，克服错误倾向。
然而，在全民整风中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大辩论的氛围和思想指导下，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又被当成资本主义思想的表现而受到批判。如在中共甘孜藏族自治州州委召开的少数民族党员干部座谈会上，州委第一书记在批判地方民族主义的发言中说：“地方民族主义者，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右派的一部分，是披着民族外衣的右派分子”（16）。
贵州省委书记在谈到地方民族主义时也认为，“地方民族主义的滋长，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反映；民族主义立场和社会主义立场的斗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组成部分”。所以，尽管各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在布置整风工作时对批判地方民族主义的必要性有了认识，但在两条道路斗争思想的指导下，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区别的混淆，又使得在少数民族整风过程中的一些正常言论被定为地方民族主义倾向，进而又被当作资本主义思想进行批判。这就把原以批判地方民族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少数民族整风，上升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严重斗争。如有一部分担任县级干部的民族党员干部说“县委以党代政，我们有职无权，政府某些部门是虚设”。有的说：“人民选我当家,我没有作主。”（17） 这些言论都是对当时工作中一些弊端的正常批评，但都被作为地方民族主义，进而当成资本主义思想受到批判。这样一来，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而是堵塞了正常的言路，从而严重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正常的社会发展。
（五）其他领域的整风运动
如果说农村、机关、企业中的整风运动基本上是按照大鸣大放、边整边改的方针从一般整改到着重整改的步骤进行的话，那么工商界、民主党派、科教文等其他领域的整风运动则没有明确的步骤，由于在这些领域中同时也进行着反右派斗争，因而完整的整风步骤受到了影响。
工商界的整风虽然在1958年初才开始在民建中央的领导下与民主党派的整风合并进行，但其整风运动实际上早在1957年9月就已开始并首先以鸣放的形式进行。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1957年8月底发表谈话时就指出：“我国现在正在进行一次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这次革命运动是以全民性的大辩论的形式来进行的，中心的问题是辩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劣谁优，何去何从。”（18） 因此，他强调工商界中也要开展这样的整风运动。河南郑州市的商业、服务业、饮食业等30个行业的小商小贩7千多人，在10 月上旬全面展开大鸣大放，到11月中旬形成高潮。部分商店和小组在鸣放深透的基础上，进入了大辩论阶段。
与此同时，教科文领域也开展了全民大辩论即整风运动。各高校相继于9 月初进入整风鸣放和改进阶段。首都高等学校于1957年10月中旬先后进入边整边改阶段，到10月下旬的一个多星期里，有22个学校的师生员工贴出9千多份大字报，连同座谈会上提的意见，共有3万多条。在反保守反浪费的运动中，全国各高校又根据这一运动精神进行整改，树立了“革新办学风气、贯彻勤俭方针”的目标，与诸多科研单位一起又开展了反浪费斗争。北京市戏曲界在反右派斗争取得“胜利”后，也于10月中旬转入了大辩论的整风运动阶段，辩论主要围绕戏曲事业与党的领导、政治与艺术的关系、戏曲改革工作和民间职业剧团的方向等问题展开。鸣放中提出大量意见也引起了各单位党委的重视，各单位对其进行了逐条处理。如广州文化部门对全市文化艺术界人士和其他群众提出的386条批评和建议，立即解决了226件，对属于转达有关方面参考和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也分别作了交代。
民主党派的一般整风运动是从1958年初开始的。
1958年初各民主党派相继召开会议，布置开展整风运动，旨在扩大反右派斗争的“战果”，使被划为“资产阶级政党”的民主党派的根本改造和成员的立场改造“向前推进一步”。整风的主要形式为“自我改造”和“向党交心”。
1958年2月27日， 李维汉在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说：要通过整风掀起一个自我改造的运动，来一个自我改造的大竞赛，在立场上和思想上来一个大跃进。3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又发出了《关于帮助和推动各民主党派组织进行一般整风的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把在工商界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内部掀起的制定集体和个人的改造规划、进行挑战评比竞赛的群众性运动，作为“一种社会主义自我改造的先进形式”，加以鼓励和推广。从此，民主党派自我改造的“大跃进”，伴随着工农业战线日益高涨的生产“大跃进”，不断升温，掀起了一个“加速改造”的运动。继而，在自我改造的运动中，天津的工商业者利用大字报的形式，又提出了“向党交心”的口号。同期，在科教文战线的广大知识分子中间，也掀起了“向党交心”的热潮。
3月16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约1万人，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会上通过了《自我改造公约》,会后还举行了万人大游行。接着,许多省、市民主党派组织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也相继仿效，举行了类似的“自我改造促进大会”。4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天津召开“向党交心”运动现场会，于是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党外人士“向党交心”的运动。
4月14日、16日、28日、29日，民盟在京中央委员在民盟中央举行“集中向党交心”活动。农工民主党从中央到各地方组织，纷纷开展“把心交给党，把知识交给人民”，“把心交给党，坚决当左派”的交心活动。运动持续到1958年7月时，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统战工作四级干部会议，会议强调对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不要总是斗下去，不要把弦绷得那么紧，整风应该告一段落，转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实践上来。让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到实践中去，以实际行动来表现思想改造的决心和成果。这表明会议发出了结束工商界、民主党派、科教文领域的整风运动的信号。因此，除个别情况外，这些领域的整风运动也都相继于 1958年七八月结束。
三、全民整风运动的历史特点
这次全民整风运动虽然是由1957年4月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发展而来的,即它与后者有前后承接的联系，但两者的性质并不相同。
首先，全党整风运动是党内的整风，虽然也发动党外人士提意见，但要整顿的是共产党组织本身。而全民整风运动则是在工人、农民、工商界、军队、民主党派、少数民族中开展，即广大群众都成为整风的对象。【本站注：其实质就是全民整肃，全民“洗脑”，进而使全民“听话”】
其次，全党整风是反对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等错误倾向，以便更好地加强党的领导；而全民整风的中心内容是在广大群众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开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从而进一步坚定全民的社会主义信心。从上述的全民整风运动的概况来看，我们可归纳出以下特点。
（一）全民整风运动是一场以整风的形式在全民范围内开展的群众性政治运动，是中共党史和国史上惟一的一次。
从整风角度说，中国共产党自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前后开展过八次较大的整党整风运动，都是针对党内存在的问题而开展的党内整顿，尽管有的阶段也吸收党外群众参加，但运动的对象、整顿的目标都是党内人员和党内问题。从群众性政治运动的角度而言，建国后也有过多次运动，如“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肃反运动、土地改革等等，但这些群众运动都有特定的斗争对象，即运动的对象不是群众。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对象虽然是知识分子且也类似整风，但它只限于知识分子中而远非“全民”的范围。只有全民整风运动，作为一场全民性的政治运动并采取整风的形式，以群众本身作为运动的对象，对其进行教育、批评、改造。
以整风的形式开展党内的思想、作风、组织整顿，以教育广大党员永远保持先进性，是很有必要的，而全民整风是否有这种必要就值得怀疑了。由于广大群众的出身、经历、年龄、文化层次、工作环境、生活条件等各方面情况千差万别，其思想状况也是参差不齐的，存在先进、中间、落后等各种情况，是很正常的。试图通过全民整风把千千万万人的思想都统一到当时所认识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来，是脱离实际的一厢情愿。历史证明，这种动员广大群众参加的全民整风运动，是弊大于利甚至劳而无功的运动。也正因为如此，这种整风运动便成为在此前后都未有过的惟一一次。
（二）全民整风的主题是一致的，即贯彻社会主义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开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思想斗争。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后巩固新生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尽管各部门、各方面整风的形式不尽相同，如民主党派、知识分子中的“向党交心”活动，党政机关中的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农村的合作社整顿和粮棉统购统销政策的辩论，少数民族中的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工厂企业中的生产管理和职工福利待遇的辩论等等，但以各种方式开展的整风运动，归根结底都是围绕着反对资本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而展开。
（三）运动发动无准备，各行业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不一致。
正如在1957年4 月发动的全党整风运动在开始时并未预想到会突然转向反右派斗争一样，人们也同样没有想到全党的整风运动会转变为全民的整风运动。正因为这样，全民整风运动的发动是没有准备的，看不出一个统筹的计划。从1957年8月10日发出农村整风的指示后，又在9月、10月和1958年3月、4月、6月相继发出有关整风的指示。随着这些指示发出的先后，各行业、各部门整风开始的时间也是有先有后的。确切地说，在1957年8月至1958年9月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央似乎没有一份总的指导性文件从总体上指导这场运动。
由于无充分准备和完整计划，也就谈不上具体规定整风何时结束，进而造成各领域整风结束的时间也不一致。在毛泽东的讲话及几个中央文件中，就有整风于1958年5月1日结束、6月底以前结束、7月底以前结束的几种说法。《人民日报》报道的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整风则是在8月中下旬“即将胜利结束”。而在实际运动过程中，农村、工厂的整风早在1958年初就已为生产“大跃进”所取代，中央国家机关的整风8月上旬宣告结束，而民盟到9月仍在进行整风大辩论。
【本站注：后来的“文革”亦如此，毛原准备一年或一年多结束文革，但一发而不可收拾……老人家随心所欲罢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后来又说“文革，过七八年再来一次”，想哪说哪儿，都是圣旨，亦无须事事开会讨论，这应该是他的风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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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2） 《人民日报》1957年10月7日。
（13） 吕澄、张竹梧编《党的建设七十年纪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362页。
（14） 《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日。
（15） 《人民日报》1958年3月2日。
（16） 《人民日报》1957年12月5日。
（17） 《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0日。
（18） 《人民日报》1957年8月27日。
【相关链接】
4、中共中央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1957年）
5、中共中央《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1957年）
6、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1958年）
12、林蕴晖教授主讲(视频)：① 1958 年的“大跃进” ② 所谓“三年困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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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 2016.05.14 编辑转发 2019-02-07 更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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