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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王本陆教授商榷 |
安 徽 / 应学俊 |
撰稿:应学俊 来源:本站 原发表于《全球教育展望》2007年第1期 (本页浏览:人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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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纲】(可点击提纲选择浏览) 四、也谈“贵在能动地适应中国国情” 五、结 论 (本文已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收录) |
新一轮(建国后第八次)课程改革即“新课改”,就是这样面对中国的整体国情和基础教育的国情,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教育改革多次决定的要求开始了。即使在钟启泉、崔允漷、张华主编,朱慕菊主审的《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 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解读》中,适当介绍和借鉴了国外的“建构主义”理论和“多元智能”理论,汲取其合理的内核,以阐释和丰富、建构我国素质教育的思想体系,这与中央《九三年纲要》提出的要求难道不是一致的吗?(《九三年纲要》指出: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勇于创新,敢于试验”,“要按照现代科学技术文化发展的新成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更新教学内容,调整课程结构”)素质教育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的构建难道不应当吸收、融合古今中外正确的教育思想和理论吗?这样做是“不问国情论”吗?这有悖于“三个面向”和“三个代表”的精神吗?
如果具体指出新课改存在的一些问题,以使之更加完善,促进新课改更好地实施,这是非常需要的,笔者完全赞同;而动辄给新课改冠之以“不问国情论”欲兜底否定之,这是基于一种怎样的目的和思维逻辑呢?这不能不使人深思。或许在一些冷静、客观的思考者头脑中已经有了这样或那样的答案。
四、也谈“贵在能动地适应中国国情”——无法立论
《王文》第七部分的标题是 “贵在能动地适应中国国情”。初看到这一标题时真的为之一振。但当看完这一节后,还是大失所望。因为在论述中看不到怎样才是“能动”,倒是处处使人感到教育改革只能被动地适应国情。《王文》在开出了一系列要适应这适应那的“国情”条条时,甚至还将“也要研究课程改革的社会环境条件,如社区环境、家长态度、大众传媒等”列入,如此看来,教育除了只能“被动跟随、适应国情”还能做什么呢?如此“适应国情”能说是“能动”吗?
细想起来,王本陆先生“能动地适应中国国情”是个难以立论的命题。对于不可改变的东西,我们才能说“适应”。就教育而言,不可改变的东西大约只有两个:一个是教育的客观规律,另一个是中国国情中“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这样的因素。除此以外,其它“国情”都是可以改变的,有的则恰恰是必须改变的。1949年以前,我国国民受教育面和程度普遍偏低,这是不是“国情”?要不要改变?改变了没有?我国高等教育曾经很不发达,高校数量也少,这是不是“国情”?要不要改变?“先生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也曾是我国基础教育的“国情”且延续数千年,这要不要改变?《王文》中甚至还提到的所谓“社区环境、家长态度、大众传媒等”,我们如何“能动地适应”?对于社会环境中不利于教育改革和有碍社会发展进步的观念,如果是“能动”,那谈不上“适应”,而是加以正确的引导和改变。再以中共革命而言,整个儿就是为了改变中国“国情”中那些亟待改变的因素。所以,尽管王本陆先生给“适应”加上“能动”二字,而“适应”一词本身就是一个对被动状态的描述。难道不是吗?王本陆先生此论本身几乎无法成立,至少令人费解。
那么,《王文》认可的“能动地适应中国国情”的教育改革是什么呢?《王文》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工作者在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方面作了许多探索,形成了不少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如‘主体性发展教育实验’、‘新基础教育实验’,等等。这些研究立足于中国国情,又积极探索、开拓创新,引领着我国中小学课程与教学发展的趋势,这就是能动适应国情的生动表现。这些事例说明,能动地适应国情,就可以有所作为,可以把课程与教学改革实际地推进一步。”——看到这里,笔者才算明白了王本陆同志撰写此文的目的,就是说“主体性发展教育实验”、“新基础教育实验”是能动地适应国情的范例,唯独国务院批准、教育部组织实施的新课改就是“不问国情论”。可谓图穷匕见耳。
可是,在笔者看来,王本陆先生提到的这两项教育改革实验,其核心理念和许多具体做法,与新一轮课程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并无实质性不同和矛盾之处,是同向而行的不同“车辆”,也许在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行车路线有所不同或选用的“车辆”有所不同——尽管对“主体性教育实验”还有一些质疑和商榷意见。而新一轮课程改革在借鉴国外先进教育理论、经验的同时,早已吸纳了国内众多学者和一线教育工作者研究探索的成果,并使之系统化、理论化,这是有目共睹的。王本陆先生把原本并无根本矛盾的教育改革人为对立起来,费心费力写此文,除了传播了一些空洞的或错误的观点,并无什么实际意义。
中央关于教育改革的多次决定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在认同改革目标的前提下,鼓励广大教师积极投身教育研究和实验,要求坚持“民主参与、科学决策”的原则。诺大中国的教育改革没有一大批教育界有识之士的参与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课改纲要有关一纲多本、教材分级管理等方针、原则的确立都为不同流派的教育改革实验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天地和政策的保障,为教育改革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搭建了很好的平台。新课改也没有因为它的实施而禁止其它教育实验继续实施——苏州轰轰烈烈开展的“新教育实验”就是典型的例子;还有,在教育部并没有确认的情况下,上海、无锡、辽宁、苏州等很多地方以政府行为和教育行政行为大力推行汉英双语教育实验,也并没有遭到中央或教育部的阻止。其实,如果我国还是那样没有学术民主,还是动辄坚持用一种思想统一几亿人的思想的话,王本陆同志此文和王策三教授等否定新课改乃至素质教育的文章,就不可能变成铅字发表出来的。这也是很好的例证之一。
五、结 论
1、教育改革如果忽视以邓小平关于教育要“三个面向”和“三个代表”思想理论为指导,如果忽视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教育改革多次决定的精神,如果不从现实和未来两个维度结合的层面并以“现代、世界、未来”的国际视野来思考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那么我国的教育改革就不能得到发展,就会始终被动地落后于国家经济与社会改革的步伐,就注定会步入歧途。这不能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最根本利益。
2、教育改革不问国情是不行的,但是,以怎样的思想方法全面而辩证地看待国情、看待基础教育的国情,哪些“国情”我们须“适应”,哪些“国情”是必须逐步改变的,这是至关重要的。“能动地适应国情”无法立论,本身就是矛盾的。大而化之的空谈要不得,非此即彼的片面思维方式和论风应该停止,因为它对学术讨论的正常开展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不利。
3、在认同国家有关教育改革宏观思想和目标的前提下,为了中国教育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我们应该胸怀宽广地以积极支持的态度对待包括新课改在内的各种教育改革实验,或积极投身实践,创造新鲜的经验、理论,或热情建言献策,促进各种教育改革更好地发展和完善,共同构建和丰富我国素质教育的思想体系,共同构建素质教育的课程体系、评价体系、制度体系等,完成真正“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的建立,而不是动辄以“……论”对一种教育改革予以全盘否定,或人为地对立不同的理论流派,造成不必要的隔膜与对峙,造成人们认识上的模糊,不利于建设民主和谐的理论话语环境,客观上有碍于教育改革的推进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2006年12月 / 2016年9月修改更新
(全文完,点击这里:返回第1页)
【注 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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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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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 2007-02 编辑发布 / 2019-02-28 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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