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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人物志 】 |
文革五大“学生领袖”今昔 |
点击浏览:聂元梓 蒯大富 韩爱晶 谭厚兰 王大宾 |
作者:艾群、司任、项金红、许龙华、倪融等 来源:互联网相关资讯 本站编辑转发 (本页浏览:人次) |
【本站按】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这5人,是文革中全国闻名的“学生领袖”。除了聂元梓是1938年17岁入党的“老干部”(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其余皆北京的大学生。在毛的公开支持下,他们在文革初期把北京乃至全国搅得可谓风生水起,为毛发动文革立下“汗马功劳”。文革初聂元梓的一张大字报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写得何等好啊!”毛下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 然而“文革”开始才两三年后,他们便被淘汰出局了;聂元梓在当选中共九大候补委员后不久即被隔离审查,发配下乡劳动;而到毛去世“文革”终结后,他们皆锒铛入狱,获刑几年十几年不等。本文揭示了他们政治命运的大致轮廓,会对我们有诸多启迪。 |
乱世狂女聂元梓
聂元梓出生在河南省滑县农村一个富有的家庭。1934年,13岁的聂元梓从本县小学毕业,移读于开封市北仓女子中学。1937年7月,聂元梓到太原市国民师范学校接受了“牺盟会”主办的军训,从此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
1938年,聂元梓到山西晋城,进入华北军政干校学习,这年1月,年仅17岁的聂元梓加入了中共。此后,她被送到延安,在那里学习和工作。1946年2月,调往哈尔滨市,先后担任区委宣传部长和市委理论部长,其间曾赴中央马列学院(中央高级党校前身)学习。
1963年,聂元梓调入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1964年调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这时,42岁的聂元梓已经是行政12级干部了。文革爆发那年,她45岁。
聂元梓因为一张大字报,成为文革风云人物。她先是当上北大校文革主任。继而在1966年8月18日上午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和群众时,聂元梓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后来,聂元梓曾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组长,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候补中央委员。
在聂元梓被隔离审查前、文革开始的头两年里,聂元梓和她的“幕后军师”们策划抢了三个“头功”——
第一是“揪叛徒”。在聂元梓的授意下,他们写报告给康生,诬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为叛徒(后来整出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这些老同志相继被捕入狱。其中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被折磨致死。
第二是诬陷朱德委员长。聂元梓召集手下干将,炮制了《历史的伪造者、反党野心家——再评〈朱德将军传〉》等三篇反动文章,刊登在《新北大报》上,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
第三是贴出全国第一张公开炮打邓小平总书记的大字报,诬陷邓小平同志是“全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其同时,聂还对邓小平子女毫不留情——邓朴方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和申辩的权利,开除党籍,刑讯逼供。邓朴方采取了当时唯一可行的方式来表示他的愤慨和不平。他从楼上纵身一跳,虽未摔死,但落下终生残疾,至今仍须靠轮椅行动……
聂元梓至今也不承认其有“政治投机、想往上爬”的动机。但聂元梓最终只能是是政治上昙花一现的人物。“文革”10年,聂元梓在政治舞台上其实只活跃了两年,之后,她便失宠,继而失去自由。(其实,“红卫兵”及其“领袖”,命运亦大体如此)
1969年11月,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不久的聂元梓,因卷入中央高层派系斗争漩涡,被发配到江西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她往北京写信诉苦、申诉,要求回北京。第二年夏天得以回京治病。1971年初,聂元梓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1973年,她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吃住在厂。1975年又转到北大仪器厂劳动。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4月19日,锒铛入狱。1983年3月,57岁的聂元梓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17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
1984年6月她获准保外就医,1986年获得假释,但一无生活费,二无医药费,三无住房;在北京海淀区亲戚家的一幢楼房单元老旧二居室独居。聂也曾化名王兰做生意赚了些钱,还资助过家乡建设。1999年起每月从街道办事处领取600元生活费。晚年生活简朴,患有心脏病、腰椎骨严重错位等多种疾病,坚持锻炼健身疗病。
1994年,曾有媒体误报聂元梓死了。后来有人让她跟作者和报社打官司。但经历沧桑巨变的聂元梓早已归于平静,不愿为此劳神。多年来,聂元梓不愿接受媒体采访。著有自传《聂元梓回忆录》。
“百度”中有介绍说——有人与聂元梓谈起“文革”,聂说,“‘文革’真是一场浩劫。死了多少人,耽误了多少事。”对于“文革”,她说虽然不堪回首,但对那段历史她又时常反思——
“第一、‘文革’开始,我带头写了第一张大字报,对‘文革’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在想来,这张大字报的内容是完全错误的。尤其是对陆平、彭佩云、宋硕造成很坏影响。
“第二、自己参与了反对邓小平的活动,在反对邓小平的第一张大字报上签了名,对反对邓小平的思潮起了鼓动作用。
“第三、我到上海串联,参与了对上海华东师大党委书记、校长常溪萍的迫害;参与了炮打曹荻秋、陈丕显的活动。
“第四、北大发生的反对朱德委员长的行动,我也应负责任。”
但聂元梓对自己被重判17年徒刑(实际是长期保外就医)她感到委屈,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政治玩偶,让人高高抛起,又重重摔下,再由人恣意言说践踏。激愤之状,溢于言表:“人一倒霉,啥坏事都往你头上推!我是谁呀,一张大字报就在全国掀起那么大的浪,能让天下大乱了?”
(【本站评注】其实,聂元梓此说也不无道理,“文革”中大字报多了去了,没有毛的“慧眼识珠”,聂元梓的大字报并不能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这确是实情。1938年17岁就入党的老党员、老革命,似乎并没有坐过国民党的监牢,却被自己所效忠的政党判处17年徒刑,若从1970年隔离审查开始算起,那就是25年左右了,似乎确也挺“亏”,呜呼,真理乎?正义乎?有罪否?无罪否?一锅粥。“政治玩偶”4个字用得倒是颇为精准的。
聂元梓对有人称她为“乱世狂女”有些不服。其实,这是她难以认识自我所致。聂元梓等人最初写这张大字报也许仅仅是对自己“四清”及所谓“社教”因提意见挨整的发泄,没有多少“政治投机”的企图,但毛泽东出人意料地那样高调赞扬她的大字报,瞬间全国闻名,伟人接见,使她受宠若惊,有点飘飘然,有点想若非非,故而有点“狂”起来,此时有了某种向上“攀升”之想,这岂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若没有点“狂”,若没有点“攀升”之想,何以要炮打中共元老朱德委员长?那可是从井冈山起便天下闻名的朱总司令啊!“朱毛”——朱德的名字曾长期被客观地排在毛之前啊。若没有点“狂”,没有点“攀升”之想,何以一会儿揭发林彪,一会儿揭发周总理?何以要卷入高层政治派系的争斗?
诚然,现在可知,她在“文革”两年后即遭隔离审查,并被开除党籍,是因为她的思想没能跟上“毛的文革战略部署”——直言之,未能充分领会圣上意图,反认为有人把毛的“文革”弄走了样,从而与康生、江青、林彪等发生某种“不听话”或“暗中对抗”。聂元梓在纠结中已经骑虎难下,欲退而不得,继续深深陷入高层政治权斗漩涡,终于惨败,成为牺牲品——这还是难避一个“狂”字。——参见《聂元梓——从造反到炼狱》)
其实,聂元梓的个人生活也很不幸,1959年38岁时同第一个丈夫离异,责任似不在聂。1966年同第二任丈夫结合,又是淡而无味的婚姻,且后来迫于政治原因而离异。文革时,她还违心地领着红卫兵去抄丈夫的家。抄家后,丈夫前妻的儿子找到北大来论理,她躲着不敢见,暗地里指使红卫兵:“他们不是好人,轰出去。”从此,她和第二个丈夫脱离了关系。
(【本站评注】聂元梓——堪称一个政治的正剧、闹剧、悲剧性人物。一个主动和被动相结合的“政治玩偶”。当无须被“玩”或曰玩的价值时,自然只能被抛掷一边。这就是某种“政治”的必然现象,红卫兵造反运动也好,陈伯达、林彪、王关戚等等的下场也罢,大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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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 2005-05 编辑转发 / 2022-04-12 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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