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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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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人物志 】 |
文革五大“学生领袖”今昔 |
点击浏览:聂元梓 蒯大富 韩爱晶 谭厚兰 王大宾 |
作者:艾群、司任、项金红、许龙华、倪融等 来源:互联网相关资讯 本站编辑转发(本页浏览:人次) |
【本站按】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这5人,是文革中全国闻名的“学生领袖”。除了聂元梓是1938年17岁入党的“老干部”(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其余皆北京的大学生。在毛的公开支持下,他们在文革初期把北京乃至全国搅得可谓风生水起,为毛发动文革立下“汗马功劳”。文革初聂元梓的一张大字报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写得何等好啊!”毛下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 然而“文革”开始才两三年后,他们便被淘汰出局了;聂元梓在当选中共九大候补委员后不久即被隔离审查,发配下乡劳动;而到毛去世“文革”终结后,他们皆锒铛入狱,获刑几年十几年不等。本文揭示了他们政治命运的大致轮廓,会对我们有诸多启迪。 |
“天派”领袖韩爱晶
韩爱晶出生在江苏涟水县一个普通的劳动人民家庭。生父早年参加革命,不幸牺牲。继父是中层干部,怀着抚育烈士遗孤成人的责任感,对韩爱晶要求严格而不失疼爱。但韩爱晶却总感到在家庭里难以寻求到温暖,从小养成了孤僻、郁闷的性格。后考上北京航空学院。
1966年文革肇始,他在去国防科委“请愿”静坐的28个昼夜,空前活跃而坚定,一跃成为名噪一时的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即总司令的代名词)。他一下子成了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
“大闹腾、出大名、得大权”是“造反当官”的三部曲。北京市更容易获得中央高层信息的地方,韩爱晶审时度势,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刘少奇。
1967年7月26日,他与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联合成立了“揪刘火线总指挥部”,以召开批判会和逼刘交出第二份认罪书为名,调集了几十个单位数千名群众围堵中南海各门。幸亏周总理采取了强制措施,才平息了这场轩然大波。
(【本站注】参阅以下短视频:揪斗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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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扩大影响,韩爱晶先后派出数百人,以“调查组”、“联络站”等名义,在全国35处插手当地运动。他还成立了专门对付部队的“全国动态组”。 1967年4月,北航“红旗”赴武汉调查组、搜集整理上百页的黑材料交给当时“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为王力一伙诬陷武汉军区,制造震动全国的特大冤案提供了炮弹。
1967年7月9日,在北航的一间教室里,韩爱晶写了自己历史上最肮脏的一笔。这个小型“审斗会”审斗的是功勋卓著的老帅彭德怀。当时彭总任西南局建委第三副主任,三线副总指挥。韩爱晶非法强行揪回彭老总,声称“审斗会”要“刺刀见红”。
会前,北京卫戍区的同志奉命向韩爱晶宣布了周总理“不准打、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挂牌子、不准游斗、不准开万人以上斗争大会”的五项指示,有毛泽东支持红卫兵革命造反的“尚方宝剑”,韩爱晶声称“周总理的指示已经过时”,带头对彭老总逼供和殴打。他们逼迫彭老总在他们写着“反对毛主席”罪名的纸条上签字并写“认罪书”,刚直不阿的彭总据理驳斥、拒绝签字。韩爱晶恼羞成怒,先后7次将彭总打倒在地。使彭总前额被打破,左右两侧第五、十肋骨骨折,肺部受内伤。一个星期后,北航又召开了数万人的“批斗大会”,不顾彭总的严重伤病,会上对彭总搞“喷气式”,会后又挂牌游斗,并再次毒打彭总,连陪斗的张闻天同志头部也被打成血肿。(1990年,韩爱晶对当年“围攻、批斗、毒打彭德怀元帅”的行为表示所谓“悔恨”,但他也提出“疑问”:是谁明明了解彭德怀的历史,却异口同声告诉青年们彭德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本站评注】此问也并非没有道理。)
在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有关头目授意下,韩爱晶还率“红一连”和“尖刀连”等红卫兵组织先后罗织编造、印制了诬陷老革命的材料,如《打倒徐向前》、《叶剑英罪状》、《炮轰陈毅,解放外事口》等大批传单和文章达56万多份,在全市、全国散发。在这些材料中,分别诬陷陈毅“恶毒攻击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徐向前在革命战争的紧急关头当了“叛徒、逃兵”;叶剑英“是个逃兵”,是“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刽子手”,从而把“打倒徐向前”,“炮轰陈毅、叶剑英”推向社会,推向全国……他们还绑架、迫害了张平化、叶飞、徐海东等领导同志,他们在北航院内设立了名为“隔离室”的监狱18处,先后立案审查了465人,其中170人受到非法关押,造成20余人非正常死亡。
在北京高校武斗无法制止时,毛泽东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五大领袖”。毛泽东震怒了。毛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五大领袖”时,点了蒯大富的名。批评了蒯大富等人不听指挥的行为。韩爱晶虽不如蒯大富在武斗中猖狂,但从毛讲话中,他已知道闯了大祸,必须收敛。
“文革”形势波诡云谲。就在红卫兵五大领袖怪怪蛰伏以为躲过一劫之时,武汉发生了“七二0事件”(点击这里,参阅相关短视频 )。这个事件是在“中央文革”成员的鼓动下搞起来的,他们想借“文革”之机“揪军内一小撮”,打倒更多老干部,为他们日后上台扫清障碍。这引发了极大矛盾,在武汉也发生了大的动荡(时称“武汉兵变”)。这个事件引起军队干部的极大不满,“文革”没有军队的稳定和支持是不行的,故毛泽东对此十分震怒。他在上海否定了由“中央文革”成员起草的八一社论,提出:还我长城!毛泽东的话传到北京,“中央文革”的人慌了。他们赶紧“丢卒保车”,把王力、关锋、戚本禹先后抛了出来。
王关戚曾经是毛倚重的“文革干将”。这些人一倒,红卫兵五大领袖自然逃不掉,于是,红卫兵五大领袖开始被注意了。他们所在单位的造反派率先起来向他们进一步发难。这些向他们发难的造反组织又串连全国的造反组织一同发难,一时间,红卫兵五大领袖成了王关戚黑帮“小爬虫”的代名词。他们所在的单位都把他们揪了出来,不光进行批斗,还把他们关押起来。他们被勒令交待问题。但毕竟还有“中央文革”暗中保护,他们还算没有吃多大的苦头。但与中央文革等走得太近的韩爱晶还是被揪了出来。他多次被找去谈话,要求讲清问题。此后,韩爱晶被隔离审查,后被监督劳动。毛泽东与“五大领袖”的谈话通过一些渠道也社会传开了,与韩爱晶所在“红旗”对立的一派趁机抓住这一点,攻击“红旗”派首领韩爱晶反对毛主席、反对解放军。有人甚至提出要把韩爱晶当作反革命揪出来。原来紧跟韩爱晶“红旗”派的一些人也作鸟兽散,有的还反戈一击。韩爱晶的日子更不好过……
毛去世,“文革”终结后,开始拨乱反正。1977年,有许多人向中央和有关部门提出,要重新审查韩爱晶在“文革”中的问题,追究他的法律责任。此后,陆续有许多人向中央和北京市委提出这类问题。中央和北京市委对韩爱晶进行了重新审查。1979年,韩爱晶被公安机关正式逮捕。1983年3月16日,法庭认定韩爱晶已构成反革命杀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韩爱晶被判刑后,先后在北京和外地关押,后来在唐格木农场被监管劳动。
到唐格木农场时,韩爱晶已经三十多岁。由于他在“文革”的那段历史并不光彩,加上长期处于被审查的地位,他并没有结婚。在唐格木农场,政治上已经毫无希望的韩爱晶与一个四川姑娘相识并相爱。这个四川姑娘生长在贫困的农村,后到农场来劳动。韩爱晶与这个四川姑娘相爱不久,二人就结婚了。一年后有了一个儿子。
1987年夏天,韩爱晶的命运有了转机。北京传来了消息:韩爱晶仍可按大学毕业生待遇回原单位工作,政治上不要歧视,生活上妥善安排。后来,韩爱晶被安排到湖南株州某兵工厂。该厂的各级领导大部分是北航毕业生,对韩爱晶很照顾,将他分配到厂里技术情报室工作。不久,韩爱晶又被厂里派到深圳办事处工作。一段时间后,深圳有几家大公司聘请他出任老总。韩爱晶请示了厂里后,去了一家有数千万债务的国企参股公司当了总经理,创造了不错的业绩,还清了债务。
2003年,韩爱晶办了“内退”,领取内退工资。内退后,他又应邀给一家公司当了顾问。
如今的韩爱晶心里作何想?对“文革”和他自己会有怎样的评价?这大概可想而知吧。□
(谢富治: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1980年,以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被开除党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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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 2005-05 编辑转发 / 2022-04-12 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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