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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不能发号施令吗? |
(一九五七年七月八日) |
作者:中共中央 来源:人民日报/人民网 本站编辑转发:2019.02.11.(本页浏览: 人次) |
【本站按】本文的逻辑大体是:在革命战争时期,党“发号施令”,取得了革命的成功;所以,在中共革命胜利、建立政权、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依然可以且应当继续“发号施令”,坚持“党领导一切”,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可是某些先生们忘记了一条基本道理:对于治国理政来说,武装斗争的“革命时期”与国家“和平建设时期”,在治国和领导方式、政权合法性的取得方面,是有本质不同的——正如一个国家在“戒严”时期和“非戒严”时期,在治国行为规范上是有明显不同的。 一个国家在非战争状态或非“戒严”状态下,一味“专制”,必被国际视为落后的“独裁专制”政体,与政治文明和政治伦理背道而驰。 当我们看到《党不能发号施令吗?》这个反问式标题时,我们不禁哑然:不是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吗?《宪法》不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吗?“主人”没有发号施令,却须听非主人“发号施令”?岂有主人“发号施令”的道理? |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时候,一般地并不直接反对社会主义,而是反对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条件——共产党的领导。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的时候,他们又说,他们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的,只是反对所谓“党天下”的思想,只是反对共产党组织在各个国家机构中起领导作用,以及反对党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我们在这里想专门谈谈党对人民发号司令的问题。
黄绍竑在5月1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谈到党政关系问题的时候,曾经批评党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或者党和政府联合发布指示,认为这样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是有妨碍的,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龙云、谭惕吾、杨玉清以及其他的一些人,也有类似的说法。
真的是如此吗?党的发号施令居然有这样大的罪恶吗?
不要误会了黄绍竑。他也是十分“拥护”党的领导的。据本报5月17日的记载,他在提出上述意见的时候先说了这样一番话:“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需有中国共产党的英明的坚强的领导。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疑问马上就来了:共产党是怎样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共产党领导革命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领导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固然离不了向人民发号施令;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共产党为了领导历次群众运动,贯彻执行各项政策和重大的法令,仍离不了向人民发号施令,或者同政府联名发号施令。据说这个领导方法“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是有妨碍的,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然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却在这个方法下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也得到了巨大的进展。这怎么能够毫无疑问呢?
究竟所谓党向人民发号施令的问题是怎么一回事?
第一,如果所谓发号施令,是指发布一种强制性的命令,那么,这不是党的任务。党是群众的思想政治的领导核心,而不是有必要对群众实行某种强制的国家机关。党不但在自己的群众工作中经常防止和坚决反对命令主义的倾向,而且要求自己所领导的政府机关也防止和反对命令主义。这就是说,政府虽然常常需要向人民发布强制性的命令,但是也不应该以为仅仅依靠命令,而不依靠向群众进行宣传解释工作,就可以完成任务。
第二,如果所谓发号施令,是指发布一种关于日常行政事务的指示,那么,这也不是党的任务。党是我国政府的领导力量,它领导制定政府工作中的方针、政策并且力求保证它们的正确实施,但是他不能代替也不应该代替政府机关的行政活动。党反对包办代替任何非党机构的活动,反对离开自己的政治任务而陷入日常琐事的事务主义倾向。
第三,如果所谓发号施令,是指向人民发布政治任务的号召,发布关于政府工作中的方针政策的指示,那么,无论是由党单独发布,或者是由党同政府联名发布,都是必要的。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在党还存在的时候)还是这样。
共产党是劳动人民中最觉悟的部分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共产党由于它的主张的正确,由于它在中国人民求解放斗争中始终站在最前线,在全国人民中间享有很高的威信。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解放区,广大的人民群众固然十分重视党的号召和指示;就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先进的群众也十分重视党的号召和指示。正是由于党对于人民群众坚持正确的领导,及时地向人民群众发布各种号召和指示,告诉他们应该怎样行动,这才市人民革命得到了胜利。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在人民群众中的这种领导地位发生了变化没有呢?发生的变化,就是党的领导地位更巩固了,党的领导作用已经普及和深入到全国的各个地区,同全国六亿人口结成了广泛的血肉的联系。而这也就是我们的国家可以实现前所未有的团结和统一,我们的国家的各方面工作可以获得空前未有的迅速发展的基本保证。全国的各方面的行政工作,当然需要由政府机关去执行。但是不但在中央政府工作中的方针政策需要由党来领导制定(在领导制定过程中,党首先依靠对于广大群众的经验的研究,同时也重视同党外人士的协商),而且在地方和基层,这些方针政策仍然需要由党来保证它们的正确的、适合具体情况的贯彻执行,仍需要由党在群众中进行大量的思想整治工作,使这些方针政策变为群众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因此,周总理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党对于人民群众直接发出政治上的号召和政策性的决定,对于政府工作不但没有妨碍,而且有很大的帮助。”共产党的这种地位和作用,不但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且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条件,是任何其它党派和其它政治组织所不能代替的。试问,有什么理由来改变和削弱党的这种地位和作用呢?有什么理由不让人民直接听到党的声音呢?难道把党的声音对人民秘密起来,党的“英明的坚强的领导”就可以大大加强,而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就可以大大减少了吗?
【本站注:周总理既是国务院总理,更是党中央的核心领导人物之一。在他那里,“党”和“政府”原本就没啥区别。
真是出奇的好主意!这种好主意的实质是什么?
这种好主意的实质,就是要取消党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削弱党对于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是要使得我们的政府机关变为真正的官僚机关,使得党变为政府机关的可有可无的附属品。
【本站注:当然,如今虽然还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但在中共十三大时,毕竟还是总结历史教训,做出了实行“党政分开”的决议,反对“以党代政”。这说明,以党代政、领导一切,正是滋生官僚主义和腐败的温床,权力失去了起码的、基本的制约和监督——除了自己监督自己;而党在“党、政”两方面相互牵扯,既难以管好自身建设,也难以周全地治国理政。(点击这里:看看至今并未被否定的中共十三大决议有关“党政分开”反对“以党代政”的决议。)
不对人民“发号施令”(在我们所已经解释过的意义上)的执政党是有的。那样的党是因为彻底地脱离人民,所以它不可能向人民发出任何有威信的号召和指示。那样的党所“领导”的政府,除了向人民实行强制外,不知道别的也不能有别的工作方法。大家记得,国民党就是那样的党,国民党政府就是那样的政府。
的确,黄绍竑之流对于那样的党,那样的政府是很有经验的。他们曾经在那样的党和政府里久居高位,他们通过那样的党和政府的机构干了些什么事,人们记忆犹新。因此,对于他们的“批评”,人们也不难做出正确的估价。
在我们的国家里,人民民主制度建立得还不久。因此,有一部分人对于这个制度中的作用还有许多不了解。同时,也由于这个制度建立得还不久,它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党和政府之间的工作关系,也还有许多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在这些方面提出一些善意的批评,应该加以欢迎;一切正确的建议,应该加以接受;提出的疑问,也应该进行解释。但是为了捍卫在人民民主国家中的党的领导地位,对于恶意的挑拨者和诽谤者,人民的任务却是给以坚决的、毫不含糊的回击! ■
【本站编后】
这篇社论中点名的 黄绍竑、龙云、谭惕吾、杨玉清,皆弃蒋而追随中共的爱国民主人士,他们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都曾有过重大贡献。在1957年中共“整风”中,响应毛泽东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在座谈会上提出了一些看法和意见,上述几位与全国55万以上的直言者被打成“右派”。黄绍竑在文革中无法忍受折磨与迫害而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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