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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他的身影，是时候了—— 纪念张颂先生逝世六周年 |
| · 应天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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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稿：应天常 信息源：作者赐稿 本站编辑首发：2019-01-21 （浏览数: 人次） |
【内容提要】本文作者回忆与张颂先生二十余年亦师亦友的情谊，赞扬其学术人品和敬业精神，肯定其理论贡献，遵循先生“没有批评的学科是即将衰亡的学科”的教诲，作者从语言学、语用学和传播学的角度评述张颂先生播音主持理论的局限性，强调重新建构播音主持学科理论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关 键 词】 张颂先生 播音主持 学科理论体系 |
（点击这里：承上页）
我觉得，先生的语言观与时代脱节，陷入理论盲区——这是难以走出“魔圈”的症结所在。比如，先生在反驳李东先生时说，播音语言的“变异”使“大众传播陷入了人际传播的汪洋大海，传播媒体加入媚悦‘上帝’的行列。”
在这里，先生显然把作为大众传播的广播电视语言紧跟时代的变革，当做错误的东西进行抨击，是颇令人诧异的。
先生身居北京，也许不会不知道，从1993年5月开始，中央电视台静悄悄地启动了一场以话语表述方式“变异”为标志的新闻改革，带来了全新的气象。连续推出“东方时空”、“焦点时刻”、“东方之子”、“实话实说”、“面对面”、“新闻调查”……以全新的话语表述风格给荧屏吹来一阵清风，全国竞相仿效，朱镕基总理视察并题词支持。新闻改革10年后的2003年，时任央视新闻部主任的孙玉胜先生撰写了《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一书，作了这样总结：
“这一场新闻变革的根本就是‘改变了电视的语态’，降低了说话人的口气，尝试一种新的叙述方式，让人们从一贯严肃刻板的屏幕上，看到、听到民间话语的鲜活、幽默，看到冲突的故事和人物的命运。这种转变，具体表现在主持人身上，就是要求他们更像邻家的兄弟，像一个朋友，以聊天拉家常的方式说话。这批没有经历正规播音腔训练的主持人反而得到了好处，他们不用扮演一个播读稿件的传声筒了……”⑭
这是耐人寻味的总结。且不说后面几句话似乎是“冲”着播音学来的，仅就他所说的“民间话语”、“像邻家的兄弟，像一个朋友”、“聊天拉家常的方式说话”，在当时可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突破。这个“语态变革”的成功，如果借用先生的话说，正是大众传播“陷入人际传播汪洋大海”的成功；是大众传播“媚悦‘上帝’”的成功。我甚至觉得，央视语态变革的成功，也为李东先生同年与先生商榷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这里，我不能不侧重指出，张颂先生的《中国播音学》是1994年问世的，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他否定李东先生1993年学理批评的同时，也忽略了对央视从1993年开始的“语态变革”实践的研究，忽视了新时期播音主持的语用转型问题的思考，而这个“脱节”，也给先生的新著带来明显的缺憾，至于它给三代教师、3万多名播音员主持人带来的影响，是不言自明的。
多年前，我曾与社科院应用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陈建民先生就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探讨，陈先生后来把我们当时的结论写入我的一本著述的序言：
新时期播音主持的语用转型，在语体上，由“以文为本”向“以语为本”转化，除去信息政令类节目，运用鲜活的民间口语必将成为业者的共识；在语言观上，由重视结构功能转向重视交际功能，大众传播向分众传播甚至人际传播靠拢；在方法论上，由静态传播转化为动态传播。主持人的言说都随时注意受众瞬间的心理变化，在节目中随时调整自己的表达内容和表达方式。⑮
在很长的时间里，先生精心守护着他的理论家园。后来我注意到先生为了坚持“涵盖论”，对所谓“无稿播音”的概念下了这样的定义：“无稿播音，即没有文字稿件作依托的播音，或者叫即兴播音，或是‘提纲加资料’的播音。”我觉得，这个概念界定的周延度是太牵强了，将“说话”和“播音”混为一谈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是还在那个“魔圈”里面“绕”。
七、先生曲解了语言的基本属性
张颂先生热爱播音事业，固守着播音语言“神圣化”的观念，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这个观念扭曲了关于语言的本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的认识，就可能导致立论的偏颇。例如，他认为：“把语言作为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那是矮化、窄化了它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⑯
但是，恰恰相反，先生的这个观点可能是对语言最重要功能和最本质属性的“矮化”和曲解——“交际和交流”不仅是主持人语言的最重要特征，也是语言第一位的本质属性。这已是学界的共识。
例如，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于根元先生断言：“交际之外无语言。交际是语言的本质。在交际这个语言的基本属性面前，任何语言学理论，任何语言学流派，任何语言学家，顺者昌，逆者衰，概莫能外。”⑰于先生把问题说得何等简明，何等透彻。
正是对语言本质属性的曲解，张颂先生才对“大众传播陷入了人际传播的汪洋大海”痛心疾首；才将主持人的口语表达称之为“无稿播音”，而且要做到“出口成章”。如此脱离交际语境“独白式”的“出口成章”与主持人语言实践毫不相关，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张颂先生要如此立论呢？
据我与先生交往所知，先生刻意排斥广播电视语言的交际属性，可能属于“片面深刻”的立论，可能是为了凸显广播语言的文化创造功能。我们在先生的相关论述中发现，先生强调的文化是神圣的，是作为一种价值观存在的，文化价值通过语言行为体现出来，所以先生说：
“广播电视语言传播，肩负着提升广大受众的社会道德和引导先进文化方向的责任，而绝不是专门供人取乐，被人消遣的媚俗艺伎。”⑱
但是这个说法显然有漏洞——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可以“供人取乐”、“被人消遣”，例如“脱口秀”体现媒介娱乐功能、消遣功能时，并不都是“媚俗的艺伎”。
况且，广播电视语言，是意义的载体，是一种工具性的存在，很难独立地“肩负起提升广大受众的社会道德和引导先进文化方向的责任”，它作为表达方式可能有辅助的作用，却“肩负”不起那样重任的。先生如此极而言之，可能是某种“意义焦虑”和“教化意识”使然，可以理解为某种社会责任感，但是，这也使先生无视甚至不能容忍媒介的审美祛魅和尊严消解。
而且，先生忽略了出现这种情况的时代背景。“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的文化、政治生活出现全面深刻的变化，人们从长期的思想文化窒息状态中解脱出来，个性解放的舒畅、自我价值的发现成为普遍的文化心态，直接反映到社会的语言生活中来。比如“王朔式”、“市井式”、“粤港式”等多元的群语喧哗，虽然良莠莫辨，但是它影响着社会语言的发展，也必然反映到媒介的语言应用方面来。
张颂先生是一位富有使命感的学者，他呼吁：
“语言出现了危机，这危机正在加重”，“庄重的台风要变成大喊大叫手足乱舞，严肃的创作要变成卿卿我我，神魂颠倒，这一切怎不令人忧心忡忡？……主张和实行迎合和媚悦的人难辞其咎。如果让这种畸形发展下去，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文化北伐’是要成功的。我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的恢复与弘扬，就需要花去几代人的忍辱负重，心灵创痛。”⑲
先生学术视野开阔，但也有目力未及之处：他显然忽略了随着时代的转型，市民亚文化对媒介的渗透，甚至争得了“一席之地”——这是媒介文化发展的必然，也是“民本意识”的体现，不是“畸形”，而应该是“常态”。
诚然，语言作为工具性“载体”，可以创造文化，语言也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从属关系。在社会生活中，一定的文化环境造就一定的语言生活，企望用某种“艺术语言”改变社会文化生态的走向，阻挡所谓“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文化北伐’”（先生此言可能指的是粤港文化）是不现实的。而且，时代已经发生变化，忧心忡忡的“文化守护”和高雅的“精英独白”，在这个喧嚣的“整体性俗化”的世界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我们的任务应是立足于动态的现实语境进行引导，而不是站在它的对立面。
“精英”确有引领“先进文化发展”的职责；但是也别忘了，精英原本就是从大众中走出来的，文化并非仅精英创造或是无根之木从天而降，说到底，文化是社会大众创造的，脱离芸芸众生的“文化引领”未必就是“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须知，“千人一腔”突出某种群体意志的同时，却付出了牺牲不同个体文化选择、不同个性多样性语言文化创造的代价。
八、走出先生巨大的身影，是时候了
最近翻阅刘再复先生的《性格组合论》，对先生某些相互抵牾的言语和行为方式，有了一些理解。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一个矛盾的组合体，我们要做的是如何处置这些矛盾。例如，先生在处理学术批评和理论守护的关系方面，因为过于偏执，影响了学科体系与时俱进的改造和建设。
先生说：“没有批评的学科是即将衰亡的学科”，是正确的论断，但也有言不尽意的地方。问题的症结往往是，学科会不会“衰亡”，既需要“批评”，也需要对待批评的理性和自省。一部《中国播音学》经受了25年批评的“考验”岿然不动，播音涵盖主持“涵盖”了这么多年还是那么坚挺，我们看到的是，在一场情绪化的不对称抗衡中，“批评”是何等的无足轻重。
诞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播音学》，从一开始就遭遇质疑，尽管播音主持的专业实践异彩纷呈，挑战着既定的理论框架，但先生缺乏自我客体化的审视，从1994年发表《危机和对策》伊始，殚精竭虑结扎篱笆，守护着他的理论家园，错失了以全新的理论思维建立播音员和主持人话语理论体系的机会。但是，《中国播音学》存在理论滞后的“硬伤”是有目共睹的现实。举例说，这本著述在说到播音语言的特性时将“鼓动性”列入其中，却排斥播音主持语言的“交流性”或“交际性”，当然这也是先生的语言观决定的。有人说目前的《中国播音学》应该从带有“后革命”印记“新华体”走出来，是剀切中理的提示。
语言是时代的镜子，播音语言活动强调政治整合功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1983年举行的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了“四级办广播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方针，推动了媒介生态的变化，赋予了广播电视更多的功能，实践者的语用抉择寻求“人性的全面复归”是必然趋势。我想，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带来的“意义启蒙”和“文化寻根”思潮，可能对先生没有太大的触动，所以没有致力新的理论话语的建构，也没有在意新时代受众全然不同的视听期待。
坦率地说，笔者纵论滔滔至此，不免有些惴惴，由于学养浅陋，对逝者的评说难免不周，任何人都可以站出来为先生辩解，我有接受批评的思想准备，有参与探讨的兴趣——但我必须说，走出先生留下的巨大身影，是时候了！
如果说“一本书养活了一支队伍”、“一个人带出了三代教师”是先生的历史功绩，为广播电视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么现在是不是可以说，它的一部分已成为一种亟待筛滤的积淀，一部分可能已经成为阻碍我们继续现行的包袱？
我在赵琳博士的文章中看到许多令我感慨的叙述，比如先生对“懒汉和懦夫的思想深恶痛绝”，我的理解，这才是先生作为一位学者的本心——他期待理论的前进，期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因为“超越老师的学生才是最好的学生”。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学科领域，“万马齐喑”是不正常的。其实不同的声音始终存在，即使有时很微弱，而且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我退休多年，检索不周，但也留意到吴为章、林兴仁、姚喜双、叶昌前等先生一些富有新意的论述，看到勤奋的罗莉教授几部颇有些新意的播音主持教材；去年夏天，一位教授路过广州约我聊天，说起先生的部分弟子开会，准备放弃所谓“字正腔圆”、“无稿播音”、“出口成章”这些概念，研究从“话语”的角度建构新的理论体系。
所谓“话语”(discourse)，是人与人互动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具有社会交际性和语境共生性，我认为，可以是播音主持语言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亡羊补牢，未为晚矣，我对张颂先生的弟子们充满了期待。
当今时代，新科技使媒介生态出现“面目全非”的巨变，面对新媒体语境的全新传播方式的无限开放性，播音主持的创作条件、创作环境、创作工具、创作手段、创作样式、创作观念、创作状态等都发生了根本性质的转变，对《中国播音学》做全面彻底的修订和改造，重新建构全新的学科理论体系，不仅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也是对已经离开我们六年之久的张颂先生最好的纪念。
当然，在新的学科教材体系中，先生的《朗读学》不可或缺。
张颂先生生前有言：“在中国播音学的土地上，刨个土挖个坑，就有收成！”这包含对他带出来的“一支队伍”“三代教师”的殷切期望，但是，面对全新的媒介生态，仅仅“在中国
播音学的土地上”继续“刨土挖坑”，已经不会有什么收成了。建立全新的广播电视话语理论体系，必须突破“播音本体论”的藩篱，以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创新的理论思维，从应用语言学、语用学、口语修辞学、符号学、语言心理学和言语交际理论等相关学科汲取营养，确立富有时代感的语言观和方法论，放下包袱，另辟蹊径，才有可能开拓一片新的天地！ ■
2018年11月15日 于广州
（说明：部分图片为本站所加，图片来自互联网）
【注 释】
① 张颂：《CCTV主持人的艺术风采•序言》，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②③ 赵琳：《半个世纪的开拓》，《影剧新作》，2009年第1期
④ [德]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转引霍姆巴尔特（Htlmboldt）:《论亚瓦岛上的卡维（Kvi）语言》,上海
译文出版社，1994年
⑤⑯⑱⑲ 张颂：《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年
⑥⑮ 应天常：《节目主持语用学》（修订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⑦ 曾致：《播音主持艺术新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
⑧ 张君昌：《播音主持的界定及其评优》，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4期
⑨ 师杰、孙立强：《“学院派”播音主持问题出在何处》，《中国广播》2007年第4期
⑩《生命之声——感悟中国播音学》，见《现代传播》2003年第5期
⑪ 见《视听纵横》2010年第5期
⑫ 见《时代教育》 2012年第9期
⑬ 张颂：《主持人即兴口语训练•序言》，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⑭ 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
⑰ 于根元：《应用语言学前沿问题》，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
（全文完。点击这里：返回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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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2-22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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