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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决定国家、民族的命运？ |
| ——从电视剧《天道》的成功与败笔谈起 |
| 应学俊 |
| 作者：应学俊 来源：本站原创 本站编撰发布 （本页浏览: 人次-续凤凰网访问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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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统治者决定制度并决定着文化，而非文化决定一切
既然“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那么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他的“文化”是后天形成而非与生俱来的，具体来说，一个人出世以后，正由于他生活在一定体制下的“国家”，家教、学校和社会的教育、实践，使他逐步形成与这个社会有一定联系的个人的文化结构。正如一个出生在“红色苏联”时代的人，他便习得了那样的“文化”；
文化并非流淌在每个人在娘胎时的血液中，更不是自然固有埋藏于土壤中种子，更不是莫测高深的空穴来风，它是一定民族、国家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并不断有所变化的产物，是人为，而非天然的。
《天道》中“哲人”丁元英说：“我们这个民族总是以有文化自居，却忘了问一句，是有什么文化？是真理真相的文化，还是弱势文化……”。此话还真的不错。
然而，我们允许有“真理真相的文化”吗？我们有丁元英所言“按规律办事”的文化学术自由吗？我们“真理真相的文化”难道不是被“制度”扼杀着吗？——文化的概念中包含着历史，那么，我们的青年能读到“真理真相”的历史吗？不说百姓中本来很多很多就没啥“文化”，即使“有文化”的百姓、正直的知识分子，就总体而言，他们有文化自决的任何权力吗？当我们被虚假的历史文化灌输了几十年，我们是否应当拷问拷问：是统治者决定着制度、决定着文化，还是文化决定着民族、国家的命运？是谁在“玩”文化于股掌以达到奴役大众而满足私欲的目的？丁元英没有触及或许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我们不可不追问。
正因为文化对一个人、对一个民族的价值选择、行为方式会有深刻的影响，所以历代统治者从来不会忘记“玩”文化，既附庸风雅，又大搞文化专制——制度决定文化。
秦始皇一开始也玩文化，养门客，但当发现似乎不能为己所用时，便果断而残酷地焚书坑儒，不玩文化而坚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了；及至汉朝，董仲舒向汉武帝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策，以巩固江山社稷，禁绝“七嘴八舌”，这又玩起了文化专制；到了袁世凯，为了当皇帝，为了绝灭民主、民权政治思潮，连发《祭孔令》，开始了官祭孔子，也类似玩“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把戏了……而到1949年以后的“革命文艺”以致“文化大革命”，文化就被“玩”得滴溜溜转，不仅文化专制，而且直玩得你晕头转向，直接把一些真正的“文化人”玩到监牢里或投水上吊自杀，玩得全国武斗内战血流成河……孔老夫子一会被尊为至圣，一会被踩在脚底，而如今重又被捧上了至尊地位，“孔子学院”遍布世界，孔夫子的塑像差点被列于北京那个著名的广场，中小学里晨读又开始让孩子摇头摆尾读《弟子规》了，更有明星学者于丹将孔子《论语》解读为心灵鸡汤、救世妙方和人生箴言，甚至将《论语》中的“民无信不立”胡乱解释为“老百姓必须有对一个国家政权的信仰”——“文化”受到强奸和“变异工程”的扭曲。
请问，是我们的“文化”在“决定”制度，还是“制度”在时时决定着“文化”？
关于此，200多年前（1748年）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的论述也已有过阐述，至今看来并未过时，他指出：专制政体需要绝对服从，人民是愚昧、怯懦、沮丧、麻木的，法律是残酷的惩罚，教育是培养奴隶、压制思想与自由的工具。君主立宪、共和国家的教育所努力的是提高人们的心智，而专制的教育所寻求的是降低人们的心智。专制国家的教育就必须是奴隶性的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文化的被决定性以及中国文化中之糟粕的由来。
笔者认为，“文化”并非不可改变地决定着一切。当求生存和追求幸福的本能驱使人们去奋斗、创造时，也就同时改变了文化的某些要素，甚至创造出新的文化（包括制度文化），新的文化又会逐步影响着人们不断奋进。一部近当代中国和前苏联的历史，已足够证明笔者的论断。
因此，就《天道》（包括旅法写手宋鲁郑）的观点来说——我们应当看到：“文化”和“制度”不是谁“决定”谁的问题，而是互有影响、互有作用的。而在专制政权的国度，完全是“制度”决定着文化——而这种制度和文化对大众的钳制和迫害，一直要到它的国人被压制到“陈胜吴广”的地步，才会被大众求生存、谋幸福的本能驱使揭竿而起去打破，改变和创造出新的文化；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如台湾和前苏联等国家的突变——由当政者中的智慧者、良知未泯且具有历史责任感的有担当者从“顶层”掀起对这种制度的变革，从而改变和创造出新的“文化”——文化（包括制度文化）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动态发展阶段。
所以，宣扬“文化决定论”应当是《天道》这部电视剧最大的败笔。
三、文化的决定性和不可决定性
思想观念以及一个人的智慧指导人的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笔者不否认一个人的文化结构如何，对一个人的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确有着深刻的影响——但这应当主要发生在基本衣食无忧和基本权利获得保障的情形之下，而不是在为生存和基本权利而奋斗之时。这就正如马克思对人类社会进行研究后有一个发现，也是一个简单的真理：人首先要吃饭，穿衣，解决衣食住行问题，然后才能够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高尚活动。也正如《天道》中丁元英希望对人生、文化有所探究和思考时说“以前做不到，现在有了两个钱，有可能了”，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两个钱”，丁元英也只能去打拼挣钱而无暇考虑什么“文化”问题了，难道不是这样吗？只有“有了两个钱”，这时文化才对丁元英后来的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就是文化的决定性和不可决定性。
因而，把文化上升为决定“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命运的高度，这是不靠谱的。决定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命运的根本因素只能是这个人、这个民族求生存、谋发展的需要以及一批精英领袖人物行为的智慧历史担当，文化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只能是第二位、甚至是第三位的。否则，我们就无以解释本文所提到的那些历史和现实，更无法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前后国家命运的天壤之别。当我们无视现实弊端产生的直接根源，而一味关注“遥远的救世主”，把所谓“文化属性”视为决定一切的根本，且称之为“天道”，且不止一次地嘲讽“民主不是万能神丹”，这就有因果倒置之嫌了。这不能不说是《天道》的败笔。
同时，旅法写手宋鲁郑用以固化现存制度的“文化是制度之母”则可以休矣！□
（全文完）
2012.07.27.发布 / 2016.12.29.略有修改/更新
【编后话】本文初发时并未触及宋鲁郑，修订时才看到宋氏《中国能赢》及相关视频。笔者与宋鲁郑曾有多次网上论战交锋，直到他无法回应笔者为止。因为他在与笔者交锋时的某些论述已经掉进了“陷阱”而无法自拔了。比如宋氏说过：“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党在国在，党亡国亡”，这无疑是宣扬“党在国之上”，如何能自圆其说？国民党败走台湾了，中国未亡；没有共产党时，中国早已有了，宋氏口中之“国”除了解释为“党的政权”还能有“国”的原本含义吗？甚至在回应笔者引述中共在1940年代曾连篇累牍赞美美国民主、自由、人权，并以此号召人民革命时，宋氏说那不过是共产党开出的“支票”而已（宋鲁郑原话：“关于中共历史上这一段公案，我的理解是和现在西方民主国家中为了获得竞选成功，而大开支票类似……”）——笔者戏称其为“支票论”——可如此“支票论”难道不正在抹黑中共？这不是在动摇国人对执政党的信任？如此等等，所以宋氏无法再与笔者论战下去。最后，笔者以《做一小结：应、宋之辩水落石出》为题作一文总结，得空时再编发于此，因这个网页已被删除了，但笔者有存稿。
宋鲁郑先生若看到此文，也欢迎正式反驳，恭候。
至于宋鲁郑《中国能赢》一书，某些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得便时将与之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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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 2008-12-08 发布 / 2022-04-24 更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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